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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丁汝昌率10舰再次进抵大同江，因日本舰队试图袭击威海卫军港，13日返回，但未能遇见日本舰队。
8月14日，在光绪的严旨下，舰队再次出巡渤海。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汉江洋面实际就是指仁川附近的海面。仁川当时为日本舰队重要锚地，储存了大量的煤炭、军火，是日本运输船队的主要登陆港口之一。联合舰队主力也经常在此游弋。北洋舰队主力突入仁川是不可能的。而丁汝昌数次东巡一无所获，显然是应付差事，到外海转了一圈敷衍了事，自然为中枢所不满。
清廷中枢非常明白，丁如此行为，显然是李鸿章所指使。北洋舰队往来一月，只在渤海湾内巡弋，却既没有突入仁川，更未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实为回避，令清流们切齿痛恨。李鸿藻在给翁同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上书弹劾，力主撤换丁汝昌，而其实际的目标，却是主政的李鸿章。
晚清的清流党人们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但却是一支可以左右政坛的重要势力。其成员基本都是传统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僚。这些历经寒窗，满腹八股的官员们醉心于陈腐的名教道德文章，昧于世界局势，却左右着中国社会的舆论走向，引导着传统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清流党以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为能事，却对近代洋务事业一无所知，更担心有洋务改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会触及其既得利益，因而对于洋务持天生的排斥态度。对具体操办洋务的李鸿章和淮系集团更是敌视。在对外交涉上，与洋务派所采取的妥协但务实的态度不同，清流党人“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唯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随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攘臂言战，殆事不利，则归于用人不当，唯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这派势力对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完全懵懂无知，对外策略上全凭想象和一腔愤懑，对于李鸿章力求妥协极其不满，一方面高声主战，却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作战；甚至提出了征集全国拖网渔船，堵塞日本长崎港口，困死日本海军的“策略”，与鸦片战争时代寄希望于马桶秽物能降伏英国舰队的颟顸愚昧如出一辙。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思想竟丝毫没有进步；另一方面，主战派对李鸿章多方攻击，或称其胆小怯懦，或称其别有用心，更有称李鸿章年老昏聩，性情乖异，要求清廷予以撤换。
事实上，北洋大臣李鸿章采取保守的战略，既有其对实力对比的现实分析，也有当时中国海防思想不成熟、不完善的根源。应该说，李鸿章对当事双方战力的估计是比较准确的。海军多年未曾增加新舰，也没有购买新式火炮，其技术已经逐渐落后。自琅威理去后，舰队的训练也江河日下，加之贪墨盛行，保养低劣，内争不断，北洋海军的真实战力已经堪忧，久历宦海的李鸿章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以这样一支虽然看起来实力强劲的力量与新兴的日本舰队争衡海上，结局如何殊难逆料。而一旦战败，二十年的心血，朝中的攻讦，更有国运的危亡，都不可能不压在他这个主政的北洋大臣的身上。在他看来，海军出战必有伤损，无疑对自己的实力造成打击，远不如保持一种现实存在，实现战略上的威慑以震慑日本更为现实可行，而且也可以为和谈留下一个有力的砝码。
另一方面，整个清廷从上至下也没有任何人对于近代海防有一个明确而根本的认识。尽管到1889年时，中国海军拥有战舰6万吨，规模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九，却没有认识到近代海军的根本意义和海军应用的根本战略，对于采用沿海防御还是外线进攻没有一个基本的、明确的战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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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战（5）
鸦片战争给予了当时的清朝廷重大的冲击，数目庞大的旧式水师连对手的少数二线旧式船舰也无法抵挡，因而被迫形成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陆防思想。然而，这一思想本是建立海上力量在技术、战术上绝对落后的不得已选择，却影响了后来的几代当权者。甚至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始终没有认识到制海权对于有漫长海岸线的沿海国家的重要意义。而北洋舰队的保守避战的根源大概也就出在这里。
而日本方面的战略考量却与之截然不同。仅以日本频繁活动于烟台、威海的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发回的第11号报告为例：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
连一个间谍也能有如此的评判，还能说当时的清朝廷败得偶然么？
如果说李鸿章尚且因为是朝廷的股肱，慈禧太后也倚重于他，因而清流党人尚且难以撼动的话，直接督率海军的丁汝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靶子。前面引文已经记载了光绪对丁汝昌的严重不满，而至8月25日的军机例会中，讨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战机，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折子时，翁、李二人坚决要将丁汝昌治罪。倒是额勒和布提出先让北洋保举替代之人再降旨，翁坚决拒绝。双方争论激烈，最后报请圣裁。次日的上谕显然受了翁的影响，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戴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谕：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语为回护，致误大局。懔之！——显然，年轻气盛的光绪帝对丁汝昌严格执行李鸿章的避战策略已经是痛恨了！
然而，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很明白，明指丁汝昌避战，实际丁执行的正是全权统筹战场的李鸿章的指示。清流议论汹汹，其真正含义是想瓜分李鸿章的权力，逼迫李鸿章交出海军的控制权。李鸿章步履维艰，丁汝昌更是左右两难。作为一线直接指挥舰队的海军提督，他对海军现状的了解甚至比李鸿章更清楚。8月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说：“在水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现仅得有十艘。此外势皆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东路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足，再冀添补，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唯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外战未开，内战却已先行。本应是抗敌御侮的舰队，却成了派系争斗的名利场。
8月4日，卫汝贵统帅盛军6000，马玉昆率毅军2000抵达平壤，随即，左宝贵的奉军以及丰升阿的吉林、奉天练军也先后抵达。至21日，叶志超率领牙山败退下来的残军也撤至平壤，此时平壤中国军队已达15000人，装备行营火炮32门，机关炮6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兵团。然而令诸将不平的是，最终被清廷委为“钦派总统诸军”，节制所有入朝陆军的竟然是败将叶志超。叶经牙山之败，早成惊弓之鸟，大战未至，败相已经显现。
9月7日，协助李鸿章参赞军机的周馥、盛宣怀联名致电丁汝昌，称有人建议其趁日本国内空虚，突袭长崎，得胜后立即回击仁川。建议者认为，日军分别在元山、仁川登陆，舰队分散，正是北洋舰队集中出动，各个击破的良机。李鸿章对此建议似乎也表支持，随即发电给丁汝昌，指出日军现已逼近平壤，海军是直接支持叶志超的陆上战斗还是直接进袭日本本土，应当由丁汝昌和当时舰队的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商议后迅即回报。可惜的是，今天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丁汝昌曾对此电报做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