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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腾腾杀气下的生死大采购/67
十四、间谍在行动/77
十五、多事之秋/83
十六、大海战/88
十七、屠城/102
十八、最后的威海卫/104
十九、关于海权的一声叹息/109
二十、终成买单者——中国踢了世界上最大的“乌龙球”/111
二十一、甲午之战：东亚秩序的拐点/114
第二编 视野PK
在近代中日博弈的时间向度上，晚清自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的兴起相距整整20年，看不到有什么改革的实际措施。这宝贵的20年，拉大了中日两国国力的差距。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
甲午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格局与规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王朝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视野和心态。国脉图强，国脉悲歌，在长达几十年的战略推进中，中国铁路见证和承受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和难言死结。
而一个叫郭嵩焘的晚清外交官因为超越了时代的视野而在国运与个人命运不对称的博弈中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日本趁机浮出水面，大清王朝手忙脚乱地收拾残局，一如郭嵩焘当年所预见的那样……
一切都关乎视野，从原因到结果。视野的PK是两个东亚国家博弈的关键所在。
一、判断力：两个国家的“大考”/118
二、外交力：以一场战争为赌注/125
三、1895：中国情绪/130
四、中日博弈格局中的国脉悲歌/134
五、寂寞如沙——晚清国运与一个公使的最后归宿/138
六、20年的真空时间/146
七、从中心到边缘：一个帝国的死亡拼图/155
八、乏力的“新政”/163
九、现代化：80余年的“时间差”/168
十、李鸿章往左，伊藤博文向右/171
十一、最后的谋略者及晚清被突破的底线/181
十二、一个王朝的视野/188
十三、危险的世界观/194
第三编 文化制衡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的最初20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地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地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与近代中日国民的文化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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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日本治国的文化方略一直有其鲜明的判断。近代中日文化的拐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为1894年甲午一役，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岛国日本的伏笔可谓是打了数百年。晚清没有理由不败。
最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制度文化。而宪政制度则是制度文化的核心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个在现代宪政上找不着北的国度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日本宪政文化的倒影在中国荡起了些许涟漪之后终又回归到死水一潭，再也波澜不兴了；
最重要的，在近代中日博弈的关键时刻，制度优势是日本击败中国的重要保证。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甲辰科，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成了中国沉重的制度尾巴，尾大不掉，最终被日本人轻易地踩在脚下，无从挣扎。尽管在一次次自省中，清政府也加紧动作，试图“壮士断臂”，但历史的车轮说翻就翻——坑早就埋好了……
一、近代日本国民的文化性格/200
二、被科举打败的中国/208
三、他们/217
四、以敌为师：明治宪政的中国模式/223
五、日本取舍：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228
六、教育：差距是什么/233
七、黄遵宪：一个人和他影响时局的一本书/238
八、福泽谕吉：日本关键时刻的“精神伟哥” /240
九、大久保利通：日本式维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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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权历史的脉络（1）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民族。”由于中国对海权历来持一种和平的态度，使海权处于自发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悲剧也就如影随形。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交锋历史，其实就是海权交锋的历史。这种交锋的背后是理论、体制、技术、军事、经济、文化的交锋。作为近代中日博弈一个标志性的拐点，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两国国运的方向——历史开始向中国展开图穷匕现的残酷一面。
甲午战争之中和之后的日本更多地是一个打劫者，标志着日本在代表全球政治纪元到来的西方秩序将古老而僵化的东亚秩序击碎之后，又踏上一脚。这一脚，踩得中国五内俱焚。
很多年前，西方史学家就把人类文明划分成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并认为海洋文化终究要压倒陆地文化。
中国是一个陆地与海洋大国。在世界处于陆地文明的年代，中国的陆权实力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当时也是世界财富中心，世界各国莫不敬仰。
在陆权时代，中国的航海技术一直是领先的，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中国海军的战力无人能敌，中国的商船通达四海。在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总共有3800艘舰船，其中1350艘巡逻舰和1350艘战斗舰，400艘大型舰只部署在南京附近，另外有远洋舰船250艘，最大的郑和宝船总长125米，吃水8米，船宽48米，张12帆，载重量1000吨。
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所有印度洋盆地与中国海的重要贸易港——从朝鲜和日本，贯穿马来群岛和印度，到东非海岸——至少在名义上都臣服于中国的权威之下，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的宗主权。日本于1404年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由于远洋外交，不以追求财富为目的，七次远洋耗费大量国库银两，缺乏经济支持；加上政治专制的自我伤残，朝廷的内斗，使得中国海权的辉煌在1433年戛然而止！世界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因此平静了66年。
如果中国人延续、发展郑和光荣的66年，中国海军将在印度洋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相遇……正是这66年世界蕴涵了时空转换，沧海桑田。
性喜冒险、扬帆远航的欧洲人发现，陆地是分散的，而海洋是一个整体，是连接世界的纽带。通过海洋可以经济地到达世界各地从事贸易，依靠海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资源。欧洲的航海、造船技术以此为动力，突飞猛进，世界进入海权时代，经济全球化也从此展开。
从那以后，陆权国家屡屡败在海权国家手下。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更是突飞猛进。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战舰开始使用蒸汽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铁套筒炮为装备，海军技术发生革命。
世间一切事至此终于变成冰火两重天，环球不再同此冷暖。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细细追溯，中国的海权历史自有其清晰的脉络。
两千多年前，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不是隐修士，他要浮过海去，并非要找一座蓬莱仙山，修身养性，他要到那里贯彻自己的主张（即道），他的海外世界是有人类社会的，自己脚下的一片土地，只不过是被海水隔开的若干片土地之一而已。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后，一个大举动就是派徐福率船队走向海洋。此举虽据说是为了寻找长生不死之药草，但也未尝没有发现新陆地的作用，就如后来哥伦布，本是去寻找黄金的，却发现了一个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新大陆。
但是中国真正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始于唐代中期。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其后，自汉代开始兴盛了几百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受滋扰，时或中断，这样一来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只好转移到海上，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尽管民间已自发地走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但王朝政策没有跟上，所以一直让海权处于自发的状态。
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盛大是在宋元时期。这个时期，北方战乱频仍，陆上丝绸之路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