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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3。 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4。 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是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黄色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
……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这一舰队极其反感。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蔡国祥为湘军水师悍将，届时在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反复交涉达成一个协定后被任命为舰队的汉总统）。
今天看来，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地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
其结果是：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2）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太平天国式微。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帷，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划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至此，中国海军的真正发展，伴随着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中国最早尝试建造近代轮船的，是徐寿和华蘅芳。1862年，两人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在安庆军械所开始尝试依照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建造轮船。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在南京建造成功（安庆军械所随着湘军攻克天京迁往南京）。同年，丁日昌在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原安庆军械所大批技术骨干随即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了江南制造总局与中国海军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艰辛历程。
最初的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军火，以供清廷围剿捻军所需。但1867年5月16日，清廷批准了曾国藩提留部分海关税款造船的请求。徐寿和华蘅芳等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试制。1868年7月，“恬吉”下水，其技术性能大大超过了“黄鹄”，令中国官民激动非常。曾国藩首次鼓舞，再次提请增加造船经费。受此激励，1869年5月，“操江”完工，10月，“测海”下水，次年10月，“威靖”竣工。到1872年5月，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的“镇安”舰下水之际，江南制造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技术学习阶段。
然而这一阶段造船，依然体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落后的严重问题。除了“镇安”及后来的同型舰“驭远”与国外同级别军舰尚有可较之处外，其余船只不过是炮艇罢了。且由于国内经济、技术贫弱，大批原材料只能从国外进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旧是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建一船所耗费的财力，往往超过外购军舰的一倍还多。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这是不合适的。而且整个清军陆军正在全面换装，加之围剿捻军余部的压力，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于生产大量的军火。因此，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全力支持，也没有能够继续开工。中国国产舰船的建造转到了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
影子对手：不真切的现实（3）
1866年，左宗棠上书清廷提请建设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认识到拥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亲王为首的清廷对于练兵制器的重要意义也同样认识深刻，因而痛快地答应了左宗棠的计划。鉴于李－阿舰队的教训，左宗棠十分重视保证中国方面掌握权力，与法国方面所定的条约规定相当细致。但不久，左宗棠就因为受命西征而必须离开闽浙总督的位置。临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废，乃推举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桢接掌船政局后，船政局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开始走向正轨。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经先后制造了“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15艘舰船。但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存在着自制舰船成本费用过高，仍需要进口外国原材料、主要产品仍需要外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等一系列问题。然而，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制造业基础，也完全没有技术储备，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依然应该说是给中国的海军装备建设打开了一个艰难但却还算不坏的开局。
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机器开始轰鸣运转之际，一个在中国海军史上甚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与福州船政局几乎是同时开办的，创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据其行军治政的经验，意识到舰船易造，人才难求。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