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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
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G。
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因已？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堕落的现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因，使这种道德堕落的现象更加扩大，使它达到了极点，这个？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①颠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弗安博士则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认贫穷、生活无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法令来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人们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愿；同时现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创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罪恶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罪恶，——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正是在大城市里，恶习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而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因容易发财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容易识破而繁荣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狭？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斯哥的贫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恶习的引诱，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诱。有钱人ｅｏ ｉｐｓｏ〔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的享乐的诱惑？？ 在大城市里，要使没有财产的阶级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堕落的？因。”在做了一长段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堕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挡得住，特别是年轻人很少能够抵挡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写道：“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的发展水平而论，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同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G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见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鲁P尤尔博士N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