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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宋朝能有这样的抗击打能力吗？
金兵入侵的时候，正是汉族节令的腊月，大家都在准备着如何过新年了。在往常的日子里东京城早已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太平娱乐”的盛景。
而此时此刻，当听说金兵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整个河北、山西地区，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杀向东京的时候，这座有着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欢乐祥和的气氛，更找不到往日的灯红酒绿、悠然自得了。
老百姓在凛冽寒风中惴惴不安，不知道将来自己的命运是什么，而惊慌失措的宋朝君臣早已是一片混乱了。宋朝君臣最大的特点就是，关键时刻谁也不愿意做主，在金兵的疯狂攻势面前，他们除了知道金军来势汹汹之外，并不清楚金军的进攻规模到底有多大，也不知道哪个地方能够阻挡得住金军，哪个地方可以抵抗多久。对于这样一个喜欢“太平娱乐”的政府而言，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一丁点儿心理准备。 。。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6）
十二月十六日，宦官太尉童贯从太原风尘仆仆地逃回了东京。一路上童大人真的很辛苦，据史料记载，逃回途中童太尉根本就没有坐下来吃饭，所有的饭都是在马背上吃的，乘坐的马也累死了几匹。路上也没有亲近任何女人，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宦官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总之是跑得非常地快。促使童贯那么快回京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金人的那份宣战诏书，以及他得到了一份金人###宋朝的檄文。这两件东西告诉童贯一个可怕的事实：金人南下，不是为了小打小闹的那些土地和财富，不是来“打抽丰”占便宜的，他们疯狂进攻的背后，是为了废黜北宋天子，占领宋朝的所有土地。
这种天大的事情，绝非小臣敢于上奏。就连跑回到东京的童贯本人也不敢拿着这份狂妄的宣战诏书，轻易地上奏天子。这份宣战诏书里面说的宋朝的种种罪恶，“始作俑者”基本上都是童贯，宋徽宗一看到这份东西，也把童贯像张觉一样“函首安边”了，岂不是就惨了。这辈子女人是没有沾上，但是清清静静地享受一下穷奢极欲的生活还是可以继续追求的事情。
童贯实在下不了决心去给宋徽宗汇报，但是满城的大臣都知道童贯太师从前线回来了，好像形势不太妙，没有去见皇上。童贯于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硬着头皮去见宋徽宗，其实他本人早就该下地狱了。
在童贯面奏宋徽宗的前几天，宋朝君臣已经知道了金人入侵的消息，并且知道了燕山府、河北河东的很多地方已经沦陷了。面临如此危急的局面，在十二月中旬，在军事上反应迟钝的北宋朝廷，在政策上也总算是做出了一些反应。
大臣们认为金兵的入侵是宋徽宗在政治上的失误造成的，建议宋徽宗应先降罪己诏，进行一下深刻的自我批评，说不准可以挽回人心，一致对外，挽狂澜于既倒。宋徽宗现在也不管什么面子问题了，同意了这个意见。这个罪己诏在得到宋徽宗的认可后，于十二月二十日，正式颁告全国。
在这份“告全国人民自白书”中，宋徽宗开展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军事指挥不怎么样，但是检讨写得不错。诏书中说：“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奸佞掌权，宵小得志，缙绅贤良之人，陷于元祐党籍中受到###，政治###，世风浇漓。赋敛苛重，生民之财日竭；戍役繁剧，君民不堪其忧。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侈靡已形成风气。国家的财源已经被挖殆尽，而谋利者还诛求不已，戍边的士兵衣食不继，而冗官冗将却坐享富贵。灾异屡屡出现，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知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深居宫中，丝毫不知。追思过去的过错，悔之何及！”
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贪官污吏在法庭上的时候，可怜巴巴以泪洗面地说：“当上了领导之后，忽视了政治学习，忽视了组织上的谆谆教诲，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希望组织上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继续当官，继续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
如果不是金兵的疯狂入侵，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丧于敌手，宋徽宗这样的昏君怎么也不会放下皇帝的架子承认自己的过失。在“自白书”中他总结得很全面，坦白地承认了二十五年来的胡作非为。如果不是面临外敌入侵，估计历史上对宋徽宗的评价也不是很低的，至少他统治期间，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若不是他做了这番检讨，后代的人还真以为他一贯是“英明神武、算无遗策”的呢！
第 八 回 宋道君避责忙禅位 梁方平怯敌火烧桥（7）
当然，宋徽宗的这道罪己诏并非单纯向国人谢罪，是为了通过自我批评，把全国人民对自己统治的怨气转移到对金人的愤恨上去。他很清楚二十多年来做了多少不得人心的事，以前他统治稳固，春风得意，日子过得不错，他根本不想承认。
到如今大敌当前，危及到了自己的宝座，为了收拾人心，他不得不屈尊承认。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罪己诏，大多为皇帝的权宜之计，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人心，救亡图存，延存国祚。因此，宋徽宗还在诏书中信誓旦旦地表示，号召人们上书言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且，号召天下的勤王之师前往东京汇集，准备与金兵一战。并且还答应，无论出身有多卑微，只要在未来的抗金战争中出力的，都可以加官晋爵，有大功劳的还可以拜为将相。
宋徽宗为了表示自己是认真悔过，并非敷衍搪塞，在痛心疾首一番之后，向人民承诺废弃所有的苛政：裁撤大晟府、行幸局、采石所、都茶场等压榨百姓的机关；罢花石纲；遣散朝庭闲散人员，削减宫廷用度以及侍从官；停止都城内外包括道观、宫观在内的大型土木工程；以前因为这些苛政强占的百姓的土地，都归还原来的佃户。总之，他把那些不得人心的弊政，一下子全部革除了。
宋徽宗这份临时抱佛脚的罪己诏，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还是有些作用的。至少是对以前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且号召全体人民进行抗战。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在德国法西斯开始进攻十天后，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也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广播讲话，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并且表示相信“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会相信这一点”。宋徽宗的这个罪己诏从后来的形势来看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这边宋徽宗忙着革除弊政，那边金兵可没有闲着，进入十二月下旬以后，金军快速通过了三镇，即将到黄河岸边，形势越发危急。北宋政府的君臣朝聚朝堂，夜会私邸，平日里一个个都是能言善辩、八面威风，此时却是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到底是战、和、守、逃，都没有明确的想法，四派意见争议不休，宋徽宗也茫然无计。
这时，唯一可行并且可以救自己的好办法就是将家属遣散四方，在南方有亲戚的就去投靠亲戚，没有亲戚的就投靠下属，反正在京城里面当官都有地方的下属。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转移财产了。汴水之上，无数船队络绎不绝，满载金银财宝，破浪扬帆，驶往东南的州郡。宋徽宗手下的这些大臣都是酒囊饭袋之徒，金兵离得还很远，不考虑如何退敌，就知道想这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这样的官僚队伍关键时刻怎么能够指望得上。
十二月二十日清晨，也就是金兵入侵中山的当天，回来了几天的童贯与李邦彦商量后，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成绩再差也得要汇报给家长，终于下定决心入朝面奏宋徽宗。在皇宫里，两人畏畏缩缩、支支吾吾，费了老半天的劲，总算颤颤巍巍地呈上了那份金人的宣战诏书和那份檄文。
宋徽宗也知道童贯从前线逃跑回来了，只是最近的麻烦事情太多，还没有来得及顾上他。他不看那些材料还好，一看犹如五雷轰顶。檄文中说：“赵佶在当藩王的时候就包藏祸心，阴谋夺取天子之位。他不惜暗中借助宫廷之力，剪除自己的兄长，终于登上了天子的宝座，险恶之心肆意地发作，日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