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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队都设有指导员，只有张秀中一人抗战时太行病死，其余六人都还在：谢丰（外交部）、马影秋（*）、张德甫（曾任武汉水工学院院长）、严辛吾（即严厉，郑州粮食学院领导）、李平民（北京外贸部门工作）、彭庆昭（北京科普？？会）。还有一些教官：李琦（曾任*副部长）、马国良（*）、李汉辉（被俘牺牲）等，其中李琦的公开工作是办“教导”小报，实际是教导大队党的负责人。教育长、军事、政治总教官以及七个队的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
我那时想请个打游击战的内行当教官。正好李琦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叫他带个信给林伯渠同志，要个讲游击战的教官。林老果然派了人来，叫李简恭（长征老红军干部，抗战中已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保定失守前夕，周总理在太？？指示我打入孙殿英部队工作，没有让我带组织关系。指示工作时南汉辰（北方联络局成员）在场，此前我的组织关系在北方联络局。1937年底（或1938年初）我已留在孙部，孙部也已由石庄附近南移到武安一带。有一次我到129师师部……涉县西北某地，见到刘伯承、*、徐向前，曾向徐向前提出组织关系问题，徐要我找*谈谈，我因为和邓以往不熟悉，觉得不好谈，就没有再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再返孙殿英部（4）
1938年，在豫西孙殿英部办教导大队时，感觉到很多事情需要有组织帮助才好解决，曾通过李琦与*豫西特委负责人见过面。在和豫西特委接触中，我没和他们谈过组织关系问题。秋天，教导大队开办时，李琦从宜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我托李琦问林伯渠，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1937年初，我到西安办事处和林老见过面。结果林老跟李琦说：不要管他。李琦回来也没谈我的组织关系问题。看来林老是对的，我要是在孙部与组织建立了关系，以后我这个人就没有了。李琦是李锡九的外孙，抗战以前李锡九一直是和李琦一家同住在北京的。那时我们？？常往来，就认识李琦。李琦抗战开始后随李锡九到了孙殿英部队，在接触中了解到他是共产党员，他对我只知道我和李锡九很接近，什么事情也敢对我讲，至于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并不知道。后来周恩来去了重庆，别人不了解情况，此后我就没再找。
豫西特委在洛阳，可能活动有些暴露，于是就搬到三乡镇，而且连电台也搬去了。当时孙殿英正在扩充部队，壮大实力。好在严家诰只有一个情报组，虽然常驻孙部搞情报工作，但没有更多的人深入下去。我们教导队跟严家诰隔着一条黄河，同我们还有二三百里路的距离，他们也搞不清楚我们这里教导大队的内情，初期还相安无事。
可是，教导大队只成立不到半年，事情起了变化，三乡镇终于暴露了。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报给孙殿英，声称要解散教导大队。孙殿英不愿意解散，解散于他面子不好看。孙殿英从洛阳来到三乡镇。军队习惯，这个部队的头头来了，照例要请他检阅、训话。他看见不到半年，这个部队已？？很像个样子，更不同意解散了。他找人给一战区交涉：年底离开洛阳一带，调到黄河以北孙的防地。
1939年初，这个部队就从三乡镇调晋城（孙殿英部队驻晋城）。这很麻烦，我们要过黄河，工具就是木船。黄河水流很急，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一过河就是敌占区，过道清铁路后，进入山岳地带走一段路才到目的地……晋城。如果过河时让敌人知道，“中流击之”，这是兵家所忌。纵然渡河敌人没有发觉，我们的人过河后也不能暴露。前面敌人来打，后面有黄河挡住，也很讨厌。要在夜晚走，从道清铁路穿过才能上山，靠近山边就不怕了。 开始把教导队向黄河以北调，大家估计：很多学生可能跑掉。有些本地学生平时就不愿离家，过黄河那边，还要打仗，有危险，学生会跑掉一些，是应当有充分估计的。但是，我们到了晋城，检点人数，几乎没有开小差的。说明那些学生的思想进步很快。 我们从三乡镇过河之前，向黄河边上靠拢的时候（渡口点已记不得），有意绕过洛阳。那里很多人要解散我们，我们就绕过他，避免途中出事。我们先在河边跟管渡口的单位接洽好。千多人只能分批陆续地渡河。还好，敌人没有发现，人都上岸了。一上岸，即派部队向道清路日军方向警戒并封锁消息。我们封锁了沿河的村庄，外边来人扣留，里边人不许出去，以防走漏消息。我们在驻地放了哨，白天休息，晚上吃饭，黄昏时开始过路，越过道清铁路封锁线。先派警戒部队到两翼警戒，然后留后卫，没有暴露目标，越过道清铁路，上了山，全部人马通过了封锁线，安全到了晋城。 。 想看书来
再返孙殿英部（5）
教导大队这次带学生是很成功的，国民党部队里开小差是常事，从后方渡黄河到敌占区，没有发生开小差的部队恐怕很少。再说。这支部队当时没有什么武装，人虽有一千多，枪只有几十支，要是真打，还真没有战斗力。但是，我们把全部学生都带到了晋城。 到了晋城，教导大队还是被迫结束。这里有两个？？因：一、这支部队在黄河以南时，一战区就让解散，给了很大的压力；二、孙殿英也不想把这支部队再保存太久，他知道这里有共产党，怕出问题。因此，到了晋城就办理结束。结束的方式也很妙。这时（1939年），蒋介石已？？把孙部改编为新编第五军，委任孙殿英为军长，把部队从晋城调到河南的林县。当时，从陕北来的抗大一分校就驻在晋城与林县之间的凌川（离晋城大约有一天的路），教导大队的许多人都开小差到抗大一分校去了。我带教导队到晋城，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就被孙调走。孙就给我一个参谋长的名义，让我赶紧到林县，为新五军和林县地方上接头，安排孙部调到林县以后的防地和给养（那时部队主要吃地方），实际上目的就是让我先离开教导大队。我带上跟我的几个人，到了林县。现在来看，离开教导大队去林县有好处，因为在教导大队结束时，学生好多都去了抗大一分校，我在就有嫌疑和责任。我去林县，离晋城有近三百里的路程，学生走了我方便一些。孙殿英对教导大队的学生去抗大一分校事，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他把其余的学生分配到他自己的部队。最好的当连指导员，少数当排长，一般当班长，也有在团、连做政治工作的。不仅学生到抗大的多，政治干部去抗大的也多，教育长、总教官都走了，也有到太行军区去的。1940年我跟何长工见面，他问我：你那个教导队有多少人到抗大？我说搞不清楚，几百人总有。他说上千了。那就是说差不多都去了，以后又说抗大对教导大队的政治干部评价是：水平比抗大的政治干部好。
教导大队给我党输送的人，解放后有的到了大区书记处工作，有的成了部长级干部，如*副部长李琦就是在教导大队办《导报》的，至于在我军部队中，各级都有教导队的人，教导队的教育长是在我新四军中牺牲了的，当时的连指导员现在许多是司、局一级干部。
办教导大队期间还有过搞游击战来开辟根据地的想法。在三乡镇期间大约1938年11月，敌人从武汉方面沿平汉路进攻，很快占领了信阳。我们估计，敌人如再北犯郑州洛阳，豫西可能沦陷。豫西特委一度搬到三乡附近，并且豫西特委要李琦告诉我做准备：豫西一旦沦陷，即以教导大队作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争。豫西特委就介绍当地比较进步的有武装力量的开明绅士和我们建立关系，希望以我为主搞游击战。三乡地区附近有一个姓贺的绅士贺澍三，有些武装。他的儿子贺崇升（？？长？？航运管理局长后任交通部副部长）参加豫西特委，就曾？？介绍他父亲给我。我想，敌人来了也好，如果敌人到了信阳、郑州，我们就以教导队这一千多人为骨干，在豫西开展游击战，成立根据地。为此也做过一些工作，例如派过参谋检查进山道路，地方交通、村庄情况。我跟地方实力联系也是准备在敌人进攻时，以三乡为基地组织武装。但是，敌人到了信阳就没有北进，洛阳市平安无事，我们的活动没有搞成。 。。
再返孙殿英部（6）
1939年我到林县后，孙部冀察游击队正式编成新五军，邢肇棠任副军长，我任第四师副师长，四师师长由孙殿英兼，以后国民党派了个叫康纪鹏（又叫康翔，与康泽是本家兄弟辈，是个胆小好利、酒色财气俱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