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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剥削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
一九二九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一九三○年我到成都，一九三一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最初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①
① 《话说*》，第５—7页。
3。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我们那时在法国是一批一批去莫斯科的，我算是 第一批。当时我们在法国的党员
有三百多人，大体上有二百多人到莫斯科中大。①
我没有访问过你们那里，但是我去过你们那里。那是一九二五年，从巴黎经过柏林，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
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我们两党、两国工人阶级、两国人民声息相通，历史很久。我们要相互关心，发扬
那个时代的友谊。①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终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方知，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①
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1986年10月23日*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时的谈话。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②1926年1月19日至2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
第二章 投身国内革命
1
。当时，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人。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
在中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学——编注）呆了一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回国了，说是冯玉祥要人。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①
这个学校（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编注）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一九二八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①
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冯玉祥的夫人——编注）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弗能（冯玉祥的大女儿——编注）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57页。
②1982年９月14日*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的谈话。
2。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当时政局变化很大，决定一部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
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
3。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
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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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谈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找邓小平时的情景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