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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入阁以后，主持制定了内阁大政方针，以“制定宪法，为民国建设第一大业”，“日接客数十，夜则以法案”， 颇有一番改革雄心，矢志追求三权分立及立宪政治，重整国家残局。
“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后，宣布对外“爱重和平”，“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尊重主权；财政上，“澄吏治，核名实”，裁减军费开支，整理币制金融；军政方面则“裁军，简政”，实行军民分治；实业上，则实行“保护主义”及“开放主义”，以缓和国内矛盾，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司法上，整饬法令，编定法律，实行司法独立，将中国“养成法治国家”。 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将中国带上正轨，真正走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道路。
然而，在脑中充斥着封建专制思想的袁世凯眼中，军队和财政才是他的资本，而立宪内阁只不过是一个达到称帝目的的工具。1915年9月8日，梁士诒组织共民党，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袁世凯从此抛弃了进步党，加快了称帝步伐，而“没有实权”的人才内阁被逼压得步步退让。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梁启超在内阁中政治思想处处碰壁，外交也不得不屈从袁之意志，甚至提出实行“开明专制”以迎合袁氏，重弹民智尚且不够，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老调，思想可谓“已不知流转几许次”。
在军事经济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面前，梁启超妥协了。10月4日，宪###议公布了梁启超等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七条，将法律的程序颠倒过来，先选总统，后定宪法。6日，国会在共民党的威胁下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登上正式总统宝座的大总统，从此，宪法、国会之类的民主招牌已经不能阻碍他的手脚了。
不久，梁启超拒绝袁世凯要求取消限制专制规定的授意，激化了进步党与袁世凯的矛盾。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勾结乱党”。下令解散国民党，驱散国会议员，揭下了伪装拥护共和的面纱，迈出了北洋军阀武力破坏国会的第一步。
此时，梁启超仍然没有看出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真实意图，他在解散国民党的当天，赶赴总统府，要求袁世凯取消命令，并威胁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从存在。但是，袁世凯有自己的算盘，对梁启超的威胁并不理睬。
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代替参、众两院职权，并于12月15日召开会议，反对司法独立及设立法院，主张恢复清朝旧制。梁启超闻讯后赶到，经一番唇枪舌战，最后还是失败而归。复辟帝制似乎呼之欲出。
为了彻底打击进步党，袁世凯于1914年2月14日，公布热河盗宝案，熊希龄被迫提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倒台。随后梁启超提出辞职，于2月20日结束了长达6个月的内阁大臣生涯。然而，就在此前，梁启超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决心从改革币制下手来整顿国家财政。上任以后，他将自己的热情，化为一篇篇呕心之作，以图实行新的币制改革方案。他发表《币制条例书》、《整理滥发货币与利用公债》、《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章，尽力整顿租税、银行、公债及货币。他认为“币制之紊乱与银行之制度之不良”是国家财政混乱的原因，若“政府苟能以全副精神，就此两事以图改良，则一二年后，国家之危险，必可去其大半。” 可是在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下，国家建设根本无从谈起，而梁启超精心制订的币制改革方案也只能是一波泡影，梁启超万般无奈中，屡次提出辞职，在12月27日终被批准离职。
1914年3月18日，约###议召开，会上废除了内阁制的《临时宪法》，代之以总统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根据《约法》成立的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能，并设宪法起草委员会，梁启超被任命为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袁世凯继续拉拢梁启超，使他成为复辟帝制的工具。
由于参政院参政全由袁世凯任命，参政院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梁启超这时看清楚了中国时局，明白了自己所矢志追求的民主立宪政体已经破产，遂谢绝任命，宣布脱离政治。“自此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之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隐居于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之“饮冰室”。
酝酿
对袁世凯的妥协，梦想拯救国家却换来了无尽的羞辱，梁启超再无意于政坛奔波，而
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从此，他埋头书屋，著书立说，以求学术救国。
从日本归国后，梁启超便开始在天津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今天津河北区民族路四十六号），建造房屋，安置家人。到1915年，全面竣工。这是两幢西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它们东西分立，各有特色，靠西边的是意大利建筑师罗尼欧专门为梁启超设计的，地下两层，整座楼房是浅黄色，造型典雅。在以造型别致著称的意大利建筑群中，颇有超凡脱俗之感。室内摆设讲究，设有书房与图书资料室，洋溢着浓厚的书香与温馨。
梁启超在这里，真正脱离了政治烦恼，进行着学术大师的转变，在这里，他才思泉涌，运笔如飞，影响着全中国学术界，成为一代爱国主义宗师。取《庄子&；#8226；人间世》中一句，“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颇富哲理的语句，梁启超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饮冰室”，一个影响中国数十年的名字出现了，成为梁启超渊博学识的代名词。
这里虽然没有双涛园的美景，但是它却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温暖的家，它不仅是一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浓浓亲情，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成为梁启超耳中无比奇妙的交响乐，让他心旷神怡，妙笔生花。
梁启超这样一位充满政治热情与爱国热情的领袖，却放弃了政治中的北京，而选择了在通商口岸的天津安家；让不少人迷惑不解，包括他年轻的儿子们。一天，正在上中学的颇具强烈民族主义的四子梁思忠鼓足勇气，问到了这个让父亲尴尬的问题，梁启超平和地给孩子们解释到：“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之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的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的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可见，梁启超开始真正地潜心学术了，对于学术的浓厚兴趣让他不得不关心书籍的安全，这也让他日后躲避袁世凯的暗杀提供了条件，让他的家庭始终在安全和温馨中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3日，袁世凯政府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交战，宣布中立，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成为此时中国国内最强大的一支帝国主义势力，并开始妄想独吞中国，争霸亚洲，于是在8月，拒绝中国战区的建议，进攻青岛。
袁世凯看到日本的野心，但他希望能借助日本的力量来进行帝制活动，因此得到在日本政府如中国内乱，“愿助平定”的许诺后，袁世凯对日本开始一味容忍，妥协，退让，甚至出卖主权。9月2日，日本军队在山东半岛北部登陆，沿胶济铁路向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发动进攻，夺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随后英军在崂山登陆，协助日军在袁世凯化定的“交战区”内击溃德军。1915年1月18日，日军扩大侵略范围，破例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吞并中国。
阴风飕飕，吹醒了中国人民，激怒了中国人民。 梁启超在“饮冰室”中愤然而起，通过舆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政府发动猛烈抨击。以“似利箭，如枪弹”的文字痛斥日本侵略野心，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外交轨道处之外交》等十数篇，针对日本“保持东亚全局之和平”的谬论进行有力的驳斥，批驳日媒体“中国侮慢日本”、梁启超“忘恩负义”之说，梁启超针锋相对，说道：“我国今日所处何时何处何地；而敢侮人焉？”“侮慢”之说无从谈起，中国数十年来，遭难深重，受侮不少，教训可鉴，日本“保全中国领土”之说又怎能说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