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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丝丝凉意。
尽管澳洲之行没能得到多少捐款，可是增进了保皇派与华侨们的感情，使得保皇会不断得到壮大，影响得到加强。梁启超在游澳期间，受到了报界、华侨、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赞扬，声望得到进一步提高。1901年4月，梁启超结束了长达半年的旅澳生活，准备辞别澳洲，起程回日。华侨们依依不舍，纷纷赠送礼品、诗歌、书画，以表对梁启超的谢意。当时有诗赞：
政尚维新夙有色，君民筹就义光明，
狂澜力挽中原局，砥柱应留万载名。
可见当时澳洲侨胞对梁启超的才华、智慧和卓越成就的钦佩。梁启超得知后，和诗一首，赞扬澳洲华侨的无私伟大：
一曲骊歌带别色，归于时节近清明，
胸中落落无穷事，爱国原来不为名。
4月18日，梁启超、罗昌踏上航轮告别了雪梨，告别了这帮远离祖国的游子。轮船在太平洋上缓缓航行，梁启超百感交集，心情格外激动。海涛激起一阵喧哗，如仙乐一般，流畅在梁启超的耳畔，伴随着他度过了这平静的几日。轮船跨过珊瑚海后，折向西北行，经菲律宾东北行驶，5月31日抵达神户，随后赶往东京的家里。这时，家中喜气洋洋，原来梁启超又作了父亲。梁启超欣喜之外，心情颇为沉重，望着妻子惠仙，深感惭愧。自己常年在外，家中没能照顾，如今还一事无成，于是便给儿子起名“思成”，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早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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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报界显雄风
澳洲之行后，梁启超回到东京的家中，正值梁思成出生，所有的不快和郁闷随着浓郁的亲情渐渐消于无尽。“吉田宅”中整天充溢着欢声笑语，望着满脸沧桑的父亲、贤惠的妻子、天真的女儿、勤劳的王桂荃、还有“张牙舞爪”的小思成，梁启超心中填满了幸福，脸上泛起了欢乐的波纹。
家庭的幸福，亲人的笑容并没有让梁启超沉溺其中，反而带来了无尽的斗志。他明白，自己的目标不是自己的快乐，而是天下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稍做休息，梁启超和汤觉顿便赶往横滨，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
《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创办于日本横滨居留地139番，介绍民主自由，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成为中国报界的先锋。梁启超去了檀香山后，报社交由麦梦华主持。麦梦华秉承康有为的旨意，凡革命、自由、独立、自主等方面的文章一概不予刊登，梁启超的《印冰室自由书》也不得不停止刊发。由于梁启超的离开，特别是报纸特色的改变，使《清议报》陷入了低迷，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引领报界的气势。这种情况让梁启超气愤不已，可在那种情况下显得无能为力。
事隔一年之后，梁启超重返《清议报》，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整顿。1901年10月，复刊《印冰室自由书》，介绍俄国的自由思想，又陆续发表了《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反对奴性，鼓吹革命，号召民众起来为争取“与统治者相等的权利”。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重新振兴了报社，又开始了“执天下言论之牛耳”。
《清议报》将“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作为办报特色，吸收西方文化精华，传播与中华大地，启迪人民心智。梁启超规定该报以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中国人的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为宗旨，“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 成为刺向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尖刀。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号发行，梁启超等在报馆举行了百号纪念仪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简直是一种怪闻。当时的中国以保守闻于天下，向来无所谓的祝典，使得这“前无古人”的功绩流离于历史之外，有赞叹而无继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 三年来，《清议报》经历了无数的风雨，1899年的火灾，1900年的低迷，还有清政府时时刻刻的压制，可以说，《清议报》在坎坷中一路蹒跚走到如今的地步，浸满了梁启超和报社同志的汗水。在百号发行的日子里，梁启超将这一切记录在中国救亡史的一页里，开创了报界的又一先河。
不幸的是，第二天报社又一次遭受浩劫。还在流亡中的慈禧太后因为嫉恨梁启超的言论，再一次买人将《清议报》馆烧了个精光。悲愤中的梁启超愤然写道：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鹰海更有鹰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廖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这时的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炮火，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逃亡，千年古城被清洗一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8月，和约签定，中国彻底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社会上要求变法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清廷为了敷衍外界，数下维新上谕，屡次接见外宾，维新的空气日益蓬勃起来。这时，文化思想界也掀起了改革风潮，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梁启超也在这一时期创办广智书局，约请中国留学生翻译大量西方文献资料出版，供中国学者研究使用。
《清议报》被迫停刊，并没有使梁启超向顽固势力屈服。由于学术界掀起了维新热潮，梁启超为了指导运动的发展，又竭尽财力，创办《新民丛报》成为学术界的一支旗帜。
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发行，社址在横滨山下町152番，所需款项均从广智书局所借。
当时的中国报社无非是上书改革言论，翻译西文书籍，并且记事繁简，编辑混杂无绪，管理混乱，犹如一乳牙幼儿四处涂鸦，鉴于此梁启超将《新民丛报》作为引导报界的武器，使之轰动于海内外。《新民丛报》采用西式装订法，一改中国古老的线装书式，封面为套色的中国地图，以崭新的面貌问世。内容上，《新民丛报》采“合中国道德为教育方针”，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辅从，在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的同时，重向国人描绘新中国、新世界的蓝图，激发广大民众潜在的爱国主义感情。可以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一切都是新的。梁启超在上面发表的名篇《新民说》成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宣言书，至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
梁启超为了宣传西学，大量购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使其成为中国思想启蒙的理论指导。“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中国，新世界。”大量西方著作的引进使得孟德斯鸠、卢梭、伯伦知理、边沁等西方学术巨人踏进了中国，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启蒙火种。梁启超以法国伏尔泰、俄国托尔斯泰、日本福泽谕吉为榜样，如饥似渴的阅读移植西方学术理论，以服务祖国。
《新民从报》的发展突飞猛进，梁启超顿时忙碌起来，为了更好的投入报社工作，梁启超迁家于横滨，每日奋笔疾书，时常每天写五千多字，甚至连三十岁生日也在前往东海道的汽车上度过。梁启超整日文思如涌，感情激荡，《新民说》、《新史学》等作品陆续与读者见面，掀起了一阵惊心动魂的文界“飓风”。《新民丛报》出版后立即引起抢购热潮，发行万余份，还根本不能满足需求，社会上更是翻印成风，“清廷虽严禁不能遏”。
在《新民丛报》蓬勃发展的同时，梁启超又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文界革命中来，开始倡导“文界革命”，如文学革命，诗歌革命，史学革命等，使整个文化思想界焕然一新，许多报刊如《新湖南》、《新广东》、《浙江潮》等破土而出，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开始倡导使用新文体，使“其文条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同时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翻译外国政治小说，发表国内小说，发起了“小说界革命”，《佳人奇遇记》、《世界末日》、《十五小豪杰》、《新中国未来记》等如清风般沁人心脾，所采用的新文体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