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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笼络部下出手大方。我这个级别和处长、局长，他都给7到10根金条，还有一套洋房（有使用权），再加一部小汽车。鼓励这些人生活上无后顾之忧，给他卖力效劳。部下出事他也敢承担责任。当时，北平日本当局要抓我，但上海日本人不让，说我地位高，没证据。他们就把我太太孙静云抓去问，企图审出口供再抓我。我立即报告陈，陈当着我的面大发雷霆，叫一个日本处长来说，这个不符合中日关系原则，你们抓我的高级工作人员的家属，又搜他的家，太过分了！我要求你们立即放人！结果我太太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陈多次同我谈到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感受。他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后常常显出很不痛快的样子，多次说，与日本人上层打交道能讲通道理，比较顺利，但与日本在华人员事事难办，让他们真正了解上层的意思不容易。
1944年汪精卫死后，根据汪生前的遗嘱和日本军方意见，陈被推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对我说，原来就预料到这事要推到我身上，现在看来不干又不行。实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圈里的不少人都很消沉，陈也是。他多次对我说过：汪同日本秘密交涉伊始他就表示反对，汪离渝出走前他再次表示反对。但汪不听。汪出走到越南，他去了，参加起草艳电。但到了香港他就不想干了，不想再往前迈了，并劝汪也到此为止。到还都伪国民政府成立前，陈璧君找到他，流着眼泪让他出来帮汪，说不然权都让周佛海抓去了。陈说，他是感念汪的知遇之恩，势成骑虎，只能干到底了。陈的这些话围绕一个意思，他本不想当汉奸，是因为追随汪才落水的。
这个时期他的大烟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不好，脸色又黄又黑。但他并不是消极等待日本垮台，而是企图通过代主席的地位，把汪伪各种力量，特别是伪军统一起来，由自己掌握，以便在同重庆谈判时有本钱，努力做出一副满怀信心、龙行虎步、大步流星的样子。还与华北的齐燮元等人也联系过，但最后效果不大。因为这时汪伪圈里弥漫着树倒猢狲散的失败预感，都在各自通过多种渠道直接与重庆国民党拉关系、找后路，对陈只是虚与周旋，实际是不买他的账。陈这时也在到处与重庆国民党方面拉钩，但蒋介石不太理他，他的关系没周佛海硬。
陈的夫人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不干涉陈的政事。她鹅蛋脸，皮肤白皙，不秀丽也不难看，身体微胖，很稳重，不多说话，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
陈有一个儿子叫陈干，陈被处决时已十###岁，人很老实、安静。国民党###何世祯向蒋介石要了一笔钱，说明不算抚恤，算照顾，资助陈干去了美国。
关于周佛海
我认识周佛海是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但没有个别接触谈过话。与周佛海接触较多的是在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周佛海接任伪上海市长后。我第一次去他家，印象是他家吵吵闹闹的，一进门听到他家有人正拉京胡，才知道他喜欢京戏，但没听他唱过。到客厅坐在他面前，看得出他抽大烟很多，比陈公博还厉害，脸色黑糊糊的，很暗，无一点血色，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像是大病未愈的样子。他对我很客气，说早就对我有很深的印象，要我给他多帮忙，有空多上他这儿来坐坐谈谈。我一一从容应对，但我的心里很紧张，很怕被他看出破绽。每次见他说什么，怎么说，他问什么，我怎么答，都反反复复考虑过，与我见汪精卫、陈公博时感觉不同。因为他是搞特工的，76号特工总部、伪税警团都是他抓的。我总觉得他有很阴险的一面，随时随地在算计人，像个职业刽子手，看人总是看脖子，看怎么下刀砍起来方便。
这时德意日轴心集团败局已定，日本也快垮了。从后来发表的日记看，周心里也惶惶然如丧家犬，但当时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他谈起时局来充满信心，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印象，他早已与重庆当局勾结好，将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他说：既然让他负责，他就要实行他的主张。他还说以往国民党在京沪没干什么好事，吏治不好，社会秩序不好，作风不好，不得民心，他在沦陷区就要做好事。他还谈到自己的部下，谁好，谁不好；他特别称赞当时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上海警察局局长的罗君强忠心耿耿，意思是让人都像罗君强那样绝对忠于他。
周佛海这时绝对揽权，他主持伪行政院，亲自抓财政部、中央储备银行、经济委员会，当上海市长还兼保安司令，直接控制伪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伪军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等武装力量，显然，他把这些都当作向蒋介石邀功的筹码，想稳住局面，把上海、南京完整地交给蒋，立上一功。
周佛海喜欢用南方人，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这是他用行动表示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像在上海伪警察局当科长的彭寿、程克强等都是人所共知重庆的人，都是南方人。他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办公室，还设立电话专与重庆联络，他们昂然出入伪政府各部门。
后来几次见周佛海，汇报工作后，周佛海讲，他搞和平运动，跟汪精卫干是经陈布雷同意的。他说他是根据汪的意图，在同日本人的多次谈判中力争，才争取到还都、建国的一些条件。常常是汪精卫已经泄气了，他还在积极争取。他还说，汪精卫用他，但还用得不够，如果全照他的主张办，和平运动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更大一些，更能减少中日冲突，减少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周佛海生活很腐化，特别好色。他与上海的一个女作家有关系，还有一个唱花旦绰号“小玲珑”的年轻女戏子，还有其他的。他老婆杨淑慧以前对他有恩，对他管得很严，但管不住他。汪伪圈里常常有花边新闻。
周佛海很爱记日记，他对我说过，他每天再忙也要写日记。实在不能记，以后也要补上。以后他死了，可从日记了解他的真实情况。他说他对得起任何人，此心可鉴天日。
周佛海的长子叫周幼海，是杨淑慧生的。周幼海与周佛海的矛盾先由家庭引起，就是他站在母亲一边，反对周佛海在外胡搞。逐渐分歧扩大到政治上。周幼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受张执一领导，与周佛海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周佛海毫无办法。
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