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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除了之，又太容易暴露出他的罪恶用心，于是，便又打出“廷美本为庶出”这张王牌。言外之意是，即使他健在，也没有继统的资格。那么，也许有人会提出问题：既然太宗握着这把廷美不是他的胞弟的杀手锏，尽管亮出来就是了，何必非得煞费苦心把他害死呢？答曰：害死廷美原是前提条件，只要廷美一息尚存，就会搬出铁证来为自己辩护；这样，太宗造作谣言就很容易露馅儿。而今，杜太后已死，当事人又不在了，自然就可以随意编排了。
有宋一代，对于太宗蓄意传子，不惜骨肉相残的卑鄙行径，一直是啧有烦言；而对太祖一支的惨遭杀戮，普遍深表同情。只是慑于太宗的威势，不敢公开、正面地议论，于是，便通过各种笔记、杂说等道里传闻的形式，寄感、抒怀、泄愤。这一思想倾向，到了南宋初年渐趋激化。当时，许多人士把北宋灭亡，太宗子孙被掳劫殆尽，归因于赵光义虐待太祖子孙而招致的报应。南宋之后问世的《古事比》和《七修类稿》等记载，统兵灭掉北宋、大肆屠戮太宗子孙的金朝大将斡离不，相貌极似宋太祖，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因果报应。上述诸说均属迷信，荒诞不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显然都反映了当时的舆情民意。
三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有关宋太宗遗事的记载，有个显著的反差，就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的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少见的；而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的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特别是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要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从《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看得最明显。
本来，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的余脉，比如，苻坚的寡母曾汲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了；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等等。但到宋代之后，这种优良的“直笔”传统就完全斩断了。
这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作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从无字碑说起（5）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比较显著的。继位之后，他大体上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通过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作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
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而且，本人亦颇自诩：“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告诉后宫，把那些进来年头很多的统统放出去。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赵光义的谎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南宋初年的王銍在《默记》一书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个青州人带领十多岁的小女儿，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强买下来。后来，这件事被太祖知道了，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连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内却声色之娱”，又从何谈起？当然，这是他登基之前的事。
太宗殚精竭虑十几年，才得遂其位登九五之愿。因为得来不易，所以防范心理极强，处处表现出心怀戒虑，猜忌多疑。这种个性品质也决定了他的领导方式：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为了箝制将帅，出征时实行“将从中御”，剥夺了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出发之前，皇帝预授锦囊妙计，大自战略方针，行军布阵，小至进退行止，全部事先做出安排，不得改动，并派出亲信赴阵监军。
由于他素性猜忌多疑，使战功卓著、有“宋代第一良将”之誉的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了职务。参知政事赵昌言已经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可是，当太宗听说他前额上的皱纹特殊，呈现反叛之相，立即收回成命，改派宦官卫绍钦前往四川，同领招安捉贼事。最可笑的是，册立太子之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闻，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预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将置朕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忌妒，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正是由于他猜忌、狠毒，吴越王钱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等降王，都惨遭杀害，未得善终。关于他们的死，《宋史》的记载都极为简略，前者记为：“是夕暴卒，年六十”；后者记为：“（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但在褚人获的《坚瓠广集》中，却揭露了事实真相：他们都是宋太宗通过暗下毒药害死的。钱俶出生于后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死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巧还巧在他的父亲也死在这个日子。李后主七月七出生，也死在七月七这一天。在他们庆贺生辰时，宋太宗都曾派人送去了祝寿的御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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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字碑说起（6）
史书上说，钱俶作为一个属国之君，每逢朝廷使至，他都接礼勤厚；一贯谦和、俭素，自奉尤薄。宋兴以来，贡奉不绝，而在太祖、太宗对南唐用兵之际，所贡资财增至数十倍。特别是，据《续资治通鉴·考异》引述《默记》，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师惨败，太宗乘驴车夜遁，其时掌管后军的钱俶发现后，为怕走漏消息，连续斩了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人，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较大距离，免得目标过大，引起辽军注意，否则，就没有逃脱的可能。从这点看，钱俶之于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