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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经成为反对西哈努克的反对派聚居之地，所以，我和其他好几个学生就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去了。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理工学院（PolytechnicInstituteinMontreal）学习期间，社交活动非常活跃，曾经当选为大学外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会长，联谊会取名为“Cosmopolis”（意思是：国际大都会）。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1965年毕业后，回到柬埔寨，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在公共建设部工作，结了婚，第一任妻子名叫莎莉（Thary）。新婚夫妇通常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莎莉父母家。房子很大，因为他父亲，阚牧（Khem）先生，是财政部的官员，家境殷实。我们的儿子苏达，是1967年出生的。我们全家似乎都有一个锦绣前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露出乱世的端倪。西哈努克自封为国父。没过多久，就开始风传政府任人唯亲，贪污腐败。这时，越南战争正是最激烈的时候。西哈努克急于和强大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和睦相处，于是暗中同意北越借道柬埔寨东部地区，运送人员和军火到南越。这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柬埔寨传统奉行中立政策，这样一来就中立不了了。
这种局面让红色高棉钻了空子，从中渔翁得利。红色高棉的头头大多是法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股叛军本来没几杆枪，人数很少。当时，有很多柬埔寨人对社会不满，就源源不断地支持它。
不过，这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什么影响。但我也有我的难唱曲。1969年，我的人生遭了难。我们正在盼望下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我的妻子莎莉得了肝炎，她当时才二十四岁，病一直也没有好。她和孩子都在分娩时死去了。我哀悼她哀悼了一年的时间。我出去上班，儿子苏达就全靠莎莉的两个妹妹帮忙照顾了。这姐妹俩一个叫艾尼甬，当时二十一岁，另一个叫艾尼，十九岁。尤其艾尼帮忙最多。
后来，我就爱上了艾尼，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尼是个美丽的姑娘，黑发及肩，身材苗条，当时二十岁。她愉快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她爱苏达，视如己出。我们结婚了。1971年，第一个儿子纳娃出世了，1973年，又生了斯涛。
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我升为部里新工程设备处处长。这时候，内战可是越打越激烈了，内战产生的后果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因为我有这个职位，所以能保护我和家人，免受其害。艾尼一直生活在父母家中，没过过别样的生活，对我的政治判断从未质疑过。我想，我们也像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知足了，觉得生活这样就行了。
西哈努克的政策是取悦于所有的人，这样，中立的样子就装不出来了。国内进来这么多北越的部队，据估计，约有四万人。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轰炸北越军队，战争悄然扩大，对他、对我们都是后果严重，伤害极大。轰炸却事与愿违，倒把越共赶到柬埔寨更内地的地方去了。
1970年，大快人心事，西哈努克被首相兼军头郎诺推翻了。郎诺许下诺言，要根除贪腐，驱除越共。西哈努克逃到北京，宣布支持红色高棉游击队。这可是惊人之举，红色高棉以前是他的敌人。这支叛军，农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西哈努克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什么，不必担心，改口称之为解放者。
起初，我们都对郎诺寄予厚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看清了郎诺那两下子。他定的目标，要做的事，根本没那个能力，干不成。后来，他又中风了，半身不遂。他那军政两界仍然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军队即使有美国帮助，对北越和红色高棉还是束手无策，奈何不了人家。红色高棉在国外势力支持下，坐收渔利。全国一败涂地，陷入全面内战。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迫使我们这样能出国的，都囤积外币，尤其是美元。1970年，1美元能换60瑞尔（Riel，柬埔寨货币单位），到了1975年，1美元能换2；000瑞尔了。
说来怪事，金边因为郎诺明显无能，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往往都相信西哈努克的路线，以为地下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总部在北京，他们的纲领不提共产主义，用词很能宽解人心，如：“柬埔寨人民”，“民族独立”，“中立”，“自由”，“民主”云云。红色高棉通过秘密无线电广播许下诺言，说他们一旦胜利，马上就会恢复和平，只有共和政府的几个最高领导人才会被处决，他们号称“七大卖国贼”。
第4节。
我也参加了反对郎诺的行列，成立了一个组织。我们给这个组织起了个名，叫“蜜蜂俱乐部”，这是一个给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发言的社会论坛：文职公务员，大学教师，军官，还有几个反对派政治家。我们反对极权主义者，反对柬共，也反对郎诺政权，我们也不支持什么特定的个人。我们对美国人看法有好有坏，他们反对柬共，但是也支持声名狼藉，腐败无能的郎诺。我们支持民族和解政府，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应该是个联合政府，如果可能的话，也应包括柬共在内。
当时，说柬共不是爱国者，我当然不会相信，因为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都支持红色高棉，有的还加入了红色高棉。我是高棉工程师协会秘书长，协会里有几个左派会员就是这样的人。我父亲，1972年举家搬到金边城里来之前，见过无数难民，并且和他们交谈过。父亲总说我的看法不对。我就告诉他，别太悲观了，硬说他是受了郎诺政府的蛊惑宣传。我说，西哈努克毕竟在游击队里有他自己的人。杀害同胞、毁坏佛塔那号人，他是绝不会支持的。我说，那些人里有的可能是柬共，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首先是柬埔寨人。i米i花i书i库i ；www。7mihua。com
1975年3月初，大家觉得，可能会改组政府，可能红色高棉会把郎诺撵出去，但是我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有条不紊地建立新政权了。我还设想，不论政治解决怎么个解决法，终究都离不开西哈努克。
确实，很多人都没有收拾行李走人，只有高官显宦才会害怕，他们的官位可都是郎诺政权给的。但是，4月1日，郎诺听从劝告，离职卸任了，从而排出了最后障碍，可以谈判解决国事了，可以在名义上放手让隆波烈执政了（译注：隆波烈，柬埔寨名是LongBoret，1933…1975，柬埔寨政治家，1973年…1975年任柬埔寨总理，曾与红色高棉和谈未果，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被立刻逮捕处死）。旧政权名存实亡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只是一个工程师而已，没有必要出国避难。我盼战争尽快结束，盼能在新柬埔寨施展我的才能。
在这人山人海当中，几公里的路竟然走了两个小时，真烦死人了，最后终于到了河滨那边的住宅区萨西莱（PsarSilep）。这里是市中心，金边的黄金地带，街道宽阔，绿树成荫，法国殖民时代风格的一座座别墅，错落有致。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宽敞得很。单调的玻璃混凝土建筑物之间地方很大，有很多树、花园穿插其间。我堂弟欧安（Oan）就住在这儿，住在一所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四周有一人多高的围墙，还有一个大铁门，挺安全。大家都到这里来真不错，这个大宅子里只有欧安一个人在家，他妻子和儿子几周前跟着她父母一块儿出国去了。
我岳父岳母和艾尼甬去附近大姨家避难去了，很近，离这里不远。我把我那辆菲亚特车开到欧安住的胡同里。屋里来了一大群亲戚，我吃了一惊：欧安，他两个姐姐，姐姐的家人，我两个妹妹，两个弟弟，弟弟妹妹的家人，还有我父母，一共有三十来口人，大家挤在一起，围着我们，看到我们，显然松了一口气。他们已经来了一个多小时了，正在为我们担心呢。
孩子们跑出去，和堂表兄弟姐妹们到花园里玩去了。女宾开始做饭，大家都动手，忙这忙那，唯独我妹妹莴齐（Vuoch）没参与。她呆在这里和男宾聊天。莴齐二十一岁，是家里的大文人，最有学问。她在上大学，大三了，工程学专业。柬埔寨女孩一般都不选这个专业，偏偏她选了。她渐渐地练就一脸严肃的表情，衣服穿戴很简朴，似乎打定主意要逃离我国传统女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