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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他的研究强调了西方的地理优势和生物优势。而这种解释说不通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欧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只有英国推开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其他国家都只是追随者。戴蒙德强调了物质因素，这表示在个人、想法和体制不影响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是参与详述“西方的崛起”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是气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他并没有讲述这些改变西方社会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对相同的问题，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着重说明了欧洲人对现实基本理解的变化。13世纪，他们用量化方法揣摩世界，促进了数学、天文学、音乐、绘画和簿记方面的发展。科技成果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克罗斯比坚持认为，智力变化使社会和政治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概念。迪博拉尔（DeepalLal）则追溯到了更早的11世纪，他认为教宗诏书是“大分流”的根源，它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建立了共同的商业法律。
拉丁格言“此后，因此，由此”（拉丁文posthoc；ergopropterhoc）说的是因果关系，这提醒了我们，这件事发生之前，还发生过别的事，但它不一定是后续事件的起因。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普遍现象，它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长远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会注意到很多事件，比如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机的发明、钟表的使用以及教皇的财产安排。这些在没有改变经济方式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从逻辑上讲，广泛共有的发展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特有反应。无数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向过去挥手告别的理论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西方打破陈规、走进资本主义有很多因素。可是，请记住，演替不是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过程是一系列有关联的行动，而演替时有中断，而且存在很多偶然性。
欧洲的分歧
英国人脱离了农业创新，释放了可用于环球贸易以及开创性机械工业的工人和资金，但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进程似乎天衣无缝，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表观推断反映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已经发生的原本就该发生。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它并不是人类历史注定的篇章，而是对四千年主流惯例的一次背离，那么我们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很重要。商贸同样也不具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许有成批的贸易商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但他们既不是农业革命的拓荒人，也不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我们可以说，高度发达的商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并不是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贡献。15、16世纪，这些大胆的冒险行动打开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思想和钱袋子。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佐证了英国的例外论。尽管这两个国家不断地出外探险，但它们的贵族仍然藐视工作，完全不顾及商人和匠人的需求。正因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虽在航海方面成绩斐然，但最终还是折回了老路。英国则不同，它向前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且这些发展吸引了评论、争辩和解释。智力参与经济变革的意义在于阻止旧思维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们敏锐的分析是为了推翻时光沉淀的智慧。许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英国却能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持续创新，所以才显得更加耀眼。
第6节
当然，始点没有定数。所有历史发展都有前提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可以倒回数百年。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个历史断面都证明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纪，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代的人也敏锐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起初，世代沿袭的社会秩序尚可支撑既有的戒律、特权和法规。但一个半世纪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动量越来越强，可以对抗地位一成不变和皇室控制的统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和试错法中出现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没有了回头路。变化不可逆转且不断累积。最终，增长变成了发展，不只是扩张，而且积少成多。资本不再稀缺，事实如此，荷兰人凭借其在全盛时期，作为世界伟大的贸易商累积起来的储蓄成了欧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历史书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题，但很可惜，这个主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较。我非常不愿意助长历史传统教育的这种嚣张气焰。我认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变成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更愿意强调不寻常的时机趋同和恰当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国似乎有点老套，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证实了英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最近，围绕欧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命题爆发了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亚洲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享受着与西欧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由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大分流”，才产生了欧洲霸权。彭慕兰的研究非常有益，促进了新研究，并且推动了对旧观点的彻底重评。他用人的预期寿命、农业生产力和区际贸易等物质因素论证了“全球经济平等”。但彭慕兰没有注意到公众对变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应的灵活性等无形资产。他也没有考虑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是加强还是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核心是控制资源和启动项目的个人能力。英国伟大且意外的成功促使我们去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却始终发挥作用的无形影响力。
某一时间点采用的创造幸福的措施没有过多提及不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动力。历史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这样的先例，有些国家蓬勃发展一阵后，仍然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只有英国在16世纪成功地迈出第一步后，仍稳步走向了其他创新。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逃脱了习俗的围追堵截，充分利用了变革的影响力。这一事实令人钦佩，并不是证明了民族的优越感，而是说明意外和偶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在强调英国特殊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性新制度的出现多么令人惊讶。
英国在经济上先进，却在政治上分崩离析。17世纪，英国的宪法和宗教冲突先是公开叫板，而后演变成内战，再后来成了共和实验，最终以君主制复辟的桥段结束。权力的划分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无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的成因或假设是什么，创新者和开拓者自此都可以无视粮食生产和销售的古老规则。1688年，君主立宪制恢复了英国的政治稳定，新经济方式的地位也得以确立。这些方式当时已经很完善了，所以老一辈甚至开始抱怨世风转变。
第7节
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亚当斯密（AdamSmith）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历史的线索。他的《国富论》是第一本有关英国经济变迁的巨著，论述了177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英国经济的变化。斯密从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经济的渐进，这些步骤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资本主义的历史毫不费力地向前迈进，这一说法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大讽刺，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说它使自然之事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打破先例。这个观点有赖于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的参照系。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出现得很自然，从人们的普遍想法逐步过渡到“交换与交易”。而经济发展自身实际上又促进了这一特有的文化特质。斯密把因果颠倒了。对于斯密和他的哲学同事来说，经济变化缓慢且稳定地积累了资本，这些资本后来支付了劳动分工等提高生产力的改进的成本。他们认为文化调整不是必需的，因为面对多样化的着装、饮食、举止等，经济人的心脏——特别是女性经济人的心脏都会疲惫不堪。
英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完整阐述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