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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都意味着在鼓励人们自行其道。个人主动性和国家控制存在尴尬的对接问题。改革的领导人认同鸟笼经济学说，即中央计划是鸟笼，经济是小鸟。寓意是：没有笼子，鸟儿就会飞走。但又必须让这只鸟感受到有空间，所以笼子必须不停摇荡，创造空间很大的幻觉，让鸟儿高兴。但是西方人会说，共产党现在正被老虎追着跑，它不能慢下来，也不能掉头往回跑，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太过惹眼，而且被广泛分享。《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抓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发展形势：“以前的红卫兵变成了百万富翁。”
1989年政治风波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一次警钟。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才能控制对更多自由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次南巡后来被称为“春天的故事”，为中国同年召开的党代会提议的新改革方案确立了政治路线。法律和共产党都更赞成私有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拥有了同等的地位。公司股票交易规范化，雇主可以解雇不需要的工人。这一进步让人回想起16世纪英国的服装商，他们说服了枢密院，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他们为需求的回归节约资本，而不是一直花钱养着纺织工。资本家有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从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增加了10％，达到了7400万人。
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增强技术教育方面一直保持着急速发展的势头，不过它的教育投资只有巴西的一半，而且远远低于印度。中国派出了最聪明的年轻人去国外大学学习最先进的工程和科学。这项政策是把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共35000人，只有9000人回国。不过现在，回国率不断提高。而且2006年，美国也派出了11000多名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从巨额储蓄中拿出一些，开发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教育体系，这一点令人费解。
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放松了经济控制的15年后；开始鼓励共产党员参与经济发展，进行自我重建。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是能源、钢铁、交通、通信、电力和卫生等国有控股企业凭借新效率集中了更多的权力。新的精英团体掌控了大局，自上而下直至地方层面，他们都在为成功的举措进行自我奖励。虽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并且特别关注中西部的落后地区。
第37节
中国的投资资本组合
中国银行体系的支柱是四家大型的国有银行，这四大银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衍生物；1994年，在发展的宗旨下，中国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城市银行。在几乎所有国有银行中，政府都控制着多数股权。国外的直接投资非常多，主要包含的是长期承诺。这些被称作“耐心资本”的承诺让中国比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是伟大的储蓄者，所以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着低水平。在21世纪的消费热潮中，中国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变成了美国的大存钱罐。中国的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国有银行饱受内部徇私舞弊的折磨。中国的投资安全未来依靠的必将是落实到位的财务问责制度、更完善的法律以及透明度。2008年，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它增加了金融职位执业资格考试的数量，从此，不断增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执业资格才能上岗。┳米┳花┳书┳库┳ ；http：//__
新法律允许外国人不用再通过企业合营，可以直接投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喜欢保护许多在国外生活的有钱华人。他们要么是外籍人士，其中许多是20世纪50、60年代逃去香港的人，要么是中国早期移民的后代。如今，中国向市场张开了怀抱，而这些华人也一直渴望在中国投资，他们通过金钱俱乐部或商店找到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投资途径。这些华人手里有很多钱。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拥有着这个国家60％的财富。而在印尼，华人拥有的财富更多，约70％的私营经济都由这1％的人口控制着，包括印尼最大的企业集团。另外，在缅甸经济中，华人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国外资本和外国公司涌入了中国。新的利润税取代了利润留成制度。
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找到了它的最佳客户，但是它正在上马一个项目，要把西藏与印度的贸易联结起来。2005年，中国的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推动中印之间经由西藏的陆路贸易通道的建立。中国有如此多的发展建设，这个项目与其说是提升经济，不如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和政治的需要。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八年后，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发起了为西藏争取更多自治权的全球运动。中国鼓励人们迁往西藏，加速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这项举措却遭到了世居藏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向贫困的西部地区大量投入资源符合它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西藏边境为起点的新铁路的建成使中国进入加尔各答更加容易，而这里距离中国的西南边陲仅750英里。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一支大洋海军，负责在常常运送石油的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上巡逻。半个世纪以来，边界争端使印度和中国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是随着两国都准备开发新的经济机会，它们很可能会捐弃前嫌。欧洲和美国销量下滑的威胁使这一政策愈发具有吸引力。贸易商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遍布暴力的克什米尔前线，装着苹果和核桃的卡车从印度出发，满载着大米和葡萄干而归。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口曝炸式增长，21世纪头四年，仅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就几乎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970亿美元。经济衰退时期，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猛然收缩，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出口总量下降了18％，测试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灵活度。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除了鞋帽和玩具，电脑外围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也纷纷加入出口行列。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出口产品还包括汽车零部件。2004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出口国，强烈地表明它在培养技术劳力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国内消费仅能消化吸收它年产量的1/3，相比之下，美国国内消费的占比为2/3。
第38节
与中国的人民一样，中国政府对待巨额财富也很谨慎，它把其中大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国中长期债券上。这是美国经济的福音，但不一定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找到把储蓄者变成消费者的方法，也许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留下更大的空间。2008年的经济低迷使中国推动国内消费的计划更为迫切，但这执行起来并不简单。中国人存钱，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政府必须先发展养老计划。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必须改变。中国消费者想要不同类别的物品，从迷你音响系统到西方人珍爱的昂贵的鞋子。不过，政府正在努力。政府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把房屋抵押贷款的首付从当前的20％提高到30％。如果中国人变成购物狂，必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推测起来，他们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的商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社会变革却进展缓慢。中国人民必须与政府一起痛下决心，进行私有化改革。或者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也影响了私有范围，影响了个人决策。中国的居委会负责照管人们在工作单位之外发生的大事小情，而工作单位也设有监督员工行为的党委。居委会不仅要看管辖区的房屋，还得安排每周的政治学习，经营托儿所，分发配给券。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和惩治共产党员滥用权力，在此结构之上成立了党纪委员会。党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退休党员，他们负责在大街小巷巡逻。而这种控制又与信息技术引入的自由自在的沟通拙劣地搅和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十分不友好，因此美国的搜索引擎谷歌和雅虎不得不与中国的审查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