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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动弹不得。大家簇拥着他，纷纷请求：“您给我签个名吧！”他一笔一划地认真签着，人越来越多……虽然人群在他的前方让出一些空隙，但他没走两步就不得不又停下来。就这样走走停停，从大会堂里面到外边广场不足５００米的距离，他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为５００万元，４５０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５０万元属获奖人个人所得。接受采访时，李振声表示，将把５０万元的个人奖金全部捐给中科院遗传发育所，作为困难学生的助学基金，助经济困难学生一臂之力。在荣誉面前，李振声显得很淡定恬然，告诉记者，他对物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平常就是粗茶淡饭，生活上很知足，他的捐款决定孩子们也都同意了。谦逊和蔼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他的淡泊严正深深感染了记者。
钱财对于李振声来说就是身外之物，这么多年来他得的奖已经数不胜数，此前所有的奖金他都是和同事、学生一起平分。他的道理很简单：“所有的荣誉都是集体的，大家都付出劳动，报酬理应每人都有。”
李振声的生活非常节俭。在实验站调查时，他与大家吃在一处，从不搞特殊，他深知农民种田不容易，从不浪费粮食。身教重于言教，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同事和学生身受感染，最终也把节俭朴素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正如李振声所说，科研人员能获得奖励，需要集体的智慧和团体的配合。也一如他所说“荣誉首先应该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荣誉”。但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在奖励个人的同时，已经规定了其中的４５０万元用作科学研究经费，其实就是考虑了集体的贡献。既然这样，就该心安理得地收下国家的这份“心意”，不必急着把奖金全部捐献。否则，获奖者似乎成了奖金的“中转站”，奖金有名无实，国家给予的奖励也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传统美德，堪为世人楷模。这一点，在李振声的身上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按照设奖原则和颁奖目的，个人奖金是完全给予科学家本人的：捐奖诚可贵，不捐亦坦然。有人说：“虽然李院士的行为很朴素，很自然，不含任何‘作秀’的动机，难能可贵，然而他不必慷这个慨……国家科技大奖不是道德上的奖掖政策，似乎不宜以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准来处置所获得的奖金，否则就容易使这一政策出现目标偏移的结果。”同样有网友说：“现在科学家李振声把奖金公开捐出去了，的确是科学家李振声的思想高尚，但这样一来，以后获得奖金的科学家怎么办？对有些想通过合法科研获利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毕竟公民有充分享受到合法权利的自由，社会才会更和谐。”
据了解，在参评国家最高科技奖之时，李振声便不同意为自己申请评奖。“我觉得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是集体的成就，所里也一直这样坚持，大家也觉得应该集体参加评奖。”他还说，如果一定要说成绩，我觉得自己工作只不过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
对于社会上争论他捐奖一事，李振声说：“我没觉得把奖金捐出去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很淡然，没想到会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他之所以把奖金捐出去，首先还是因为他取得的成就“确实来自于集体的艰苦奋斗”，此外“我们都是从艰苦年代走过来的人，习惯了俭朴的生活，没有什么过高的物质条件上的要求。子女们收入也很稳定，有这个条件把奖金捐出来。当初决定把奖金捐出去，是很自然的想法，没有要突出自己的意思”。
李振声：民谣“要吃面，种小偃”的背后（10）
“我的做法不应该成为先例。”他说，获奖者把奖金留下用于贴补家用，改善生活，合情合理。如果有的获奖者本身家里就有实际困难，“就更应该把奖金留下，安排好生活，才能更好地搞科研”。
记得在２００６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得主之一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拒绝领奖。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开头就是“佩雷尔曼，你在哪里”来表达对这位不追名逐利的天才数学家的敬佩。而纽约州立大学数学家迈克尔？安德森更是高度评价：“佩雷尔曼来过了，解决了问题，其他的一切对于他都是肤浅的。”其实，李振声的行为何尝不是如此？
不论社会上如何评说他捐奖一事，李振声崇高的人格魅力使他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和榜样。李振声，擎起的是知识分子的风骨，高扬的是社会道德的风范，可佩可敬！
知情人视野里的魅力：“小麦远缘杂交之父”
“我和李振声同年生人，小时候天天在一块玩！”山东省淄博市南谢村的戴立业老人，回想起小时候和李振声一块上树掏鸟蛋时的情景，禁不住笑出声来。据戴立业回忆，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村头有一座庙，庙里有棵参天大树，他和李振声常去那里玩，还上树掏鸟蛋。“李振声比较老实，他爬不上树，就站在树下等着，我爬到树上掏了鸟蛋以后，就朝树下大声喊，要往下扔蛋，他在树下用破棉袄接着，可是树太高了，鸟蛋落在棉袄里还是碎了，看着破碎的鸟蛋，我们好一阵心疼。”
后来李振声在外上学工作，戴立业也参了军，很少见面，但儿时的友谊使他们久久不能忘怀。李振声每次回家都要到他的家里看看，两人拉拉家常，说说小时候的事情。“虽然李振声的职务越来越高，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看到乡亲总是热情地迎上去。”
在弟弟李永渚的印象里，二哥同样是很老实。“我比二哥小１岁，小时候他在家里干活是最多的。”李永渚讲，他和妹妹年龄比较小，而大哥比较顽皮，所以家里有个打油、抓药的活，都是叫李振声去干，李振声干的活最多，挨的训也最多。
“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在世的时候，二哥差不多每年都要回来一次，母亲去世后，他回来就比较少了。大哥生病的时候，他虽然工作繁忙，总是抽空给大哥寄钱、寄药———现在，大哥李永泉已经过世了。在济南有一个妹妹李永颖。”李永渚还说，李振声每次回来，村里人来看他，他总是两只手紧紧跟大家握着，那么亲切、自然，一点儿也没架子。
妹妹李永颖一直沉浸在自豪和骄傲中，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哥哥的画面，她就激动好久。在妹妹的眼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哥哥李振声一直往家里寄钱。“年年如此，５０多年来哥哥从来没断过。给母亲寄、给大哥寄、给侄子寄。那时候家里所有的费用几乎都是他寄来的。”言语中，李永颖对二哥充满了无限的感激，表情中透露出了无限的亲情。在李永颖的印象中，二哥还给很多远方的亲戚寄过钱。“凡是对我有恩的人，我都要一一报答。”李振声多次在李永颖面前提起这句话。
开始李振声的工资并不高，可是他往家里寄钱的习惯却从来没改变过。李永颖说，哥哥对钱看得很淡，他关心的只有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的小麦产量。
前几年，李振声回老家的时候，区政府专门为他准备了一辆车，可是他从来不用，吃完晚饭后他把司机打发走，独自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去母校转转。李振声每次回老家，省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需要时，他从来都是说“不”。妹妹李永颖的４个孩子工作收入一直不高，家里日子也过得很清贫，老人住的房子是租的，可是李振声从来没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家人走过“后门”。李永颖告诉记者，他们兄妹三个商量好绝对不能麻烦二哥，不能利用他的职务办私人的事。
李振声的忘我工作让他错过了很多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机会，可是家人从来没埋怨过他。从１３岁就失去父亲的他，一直坚定地支撑着整个家，并且帮着母亲担负起了养活全家人的重担。但后来一直长期在外搞科研，李振声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在实验室里。“我们都不怨二哥，母亲病得很重的时候他回来住了一段时间，可是他太忙又被领导叫走了。母亲也理解，她知道儿子是国家的人。”说起哥哥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妹妹李永颖心里很理解。李振声就是这样一位不为名利，只为工作和科研的“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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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