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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邱考斯基的儿子后来回忆说，后来当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亲手关闭了俄罗斯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就这样，最终邱考斯基到达了当时的难民之都——上海。
邱考斯基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俄罗斯语和英语（带有典型的牛津口音），于是就在一家英国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他的家人大都是医生或者是政府官员，没有在公司工作的经验，所以这对于邱考斯基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转变和挑战，但为了养活家人，他别无选择。一位英国朋友曾经告诉邱考斯基他在这家公司绝对不会有前途，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所以他应该尝试到一家美国公司去寻找机会。就这样，邱考斯基最终找到了史带，并从此开启了两代人的职业生涯。
凭着自己的语言天分，邱考斯基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他刚开始从事的是海事保险，但后来发现中国人尤其不愿意购买那些新险种，而且他们对海事保险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根本不想接受风暴保险，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风暴是怎么一回事。”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国民党军队曾经拥有一支商用船队，随着共产党接管港口之后，船队就被扔在了港口。后来国民党政府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提供赔偿，说这是由于船员的失误而导致船主受到了损失。国家联合保险公司受到控告，希望能够支付船只的剩余款项，但当案子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法庭居然根本不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
最后，邱考斯基开始着手开拓中东业务，后来担任中东保险公司的CFO，并最终成为史带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按照史带当时的条件，由于邱考斯基曾经有过为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工作的经历，所以他在加入史带公司的时候已经可以算得上一位老手了。史带经常会雇用一些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通常是俄罗斯人，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商业经验，但史带却会交付给他们重大的责任，并且坚信他们很快就能迎头赶上。就这样，这些俄罗斯人在公司里逐步成长，最终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份职业，而且找到了终生寄托情感的地方。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感情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很多人在AIG供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情况：在AIG，如果父亲是某家公司的CEO，那么他的孩子就很有可能继承父亲的工作，而相比之下，如果儿子在从事着跟父亲同样的工作却没有想过要做到最高执行官的话，那倒是一件怪事了。这个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史带和他的公司是多么振奋人心，回报是多么丰厚了，这份感情甚至会成为代代相传的遗产。
毫无疑问，邱考斯基的儿子小邱考斯基后来也加入了AIG。小邱考斯基发现，而且他至今仍然这样认为：“AIG是一个极度刺激，令人兴奋的地方，它可以派驻你到另一个国家经营自己的公司。而且总部也不会每天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是任何方式来监督你的工作。”在AIG，小邱考斯基曾在很多地方服务过：米兰、贝鲁特、香港等且最终还在AIG社会主义国家保险部门（被称为“特殊世界市场部门”）担任了最高主管。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要知道，由于他父亲当初的经历，邱考斯基本来应该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相关的一切的。在AIG工作了30年之后，邱考斯基离开了公司，出任布朗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荣升该校校长。他在AIG工作最辉煌的成就就是成功地拓展了AIG在东欧地区的业务。
1986年老邱考斯基去世的时候，巴克·弗里曼和汉克·格林伯格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婚礼，棺材敞开着，整个葬礼进行过程中，所有前来悼念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点着的蜡烛。葬礼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走到棺材前面，亲吻死者的身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格林伯格对弗里曼说，“在邱考斯基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亲吻过他，如果在他去世的时候亲吻他的话，会受到诅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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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
就在史带前往纽约寻求更多代理权的同一年，也就是1921年，他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这样他就可以跟其他外国保险公司区别开来，开始向中国人出售人寿保险。为什么史带如此聪明，做出这个后来让公司大获成功，并且最终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决定的呢？难道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保险公司吗？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业务的成长性？显然，答案更可能是后者。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史带贯穿一生的一个性格特点：他总是会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机遇。
史带观察到，很多中国人都非常长寿，所以他推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投保人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赚的钱也就越多。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史带感觉到未来的市场规模将不可限量。想象一下，他可以为成百上千万人提供保险服务，而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却只是把目光局限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身上。所以史带相信，为中国人提供人寿保险将会成为一个既没有竞争，又不可限量的市场空间，这种商业模式很可能会成为AIG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创建亚洲人寿的过程中，史带使用了一种后来成为AIG在全球拓展业务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标准做法：请当地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史带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中国公民加入了他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在上海面向中国人销售人寿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受欢迎的产品就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许多英国保险公司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保险服务。
这也正是为什么史带后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上似乎颇有天赋。是的，他的目的的确是要建立一家公司，但他同时也对自己的中国同事，以及中国人民，抱有一份尊重和关爱。
1924年，他遇到了一位维系终生的朋友和伙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并成功地说服弗里曼加入自己的公司。弗里曼的父亲是一位在上海任职的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弗里曼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英文和哲学。史带请他担任自己在北京的分公司的主管，但弗里曼表示拒绝。后来史带公司的一位经理请他为公司给一些中国学生提供人寿保险销售培训。按照规定，学员们当中将会有一场团队竞争。正像他在很多年之后，在佛蒙特他的母校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所谈到的那样：
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在公告牌上张贴了一张公告，结果只吸引了三四名学生。我对保险一无所知，但我买了一本关于保险知识的书，并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不错的讲座。
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我让他们去向自己的朋友们兜售保险。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回来了，开始向我抱怨，“太难了，根本没有人买，可能你教的方法是错误的。”
“根本不是，”我反驳道，“这是你们所能听到的最好的培训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去见客户，看看你们是怎么销售的。”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从来没有销售过这类东西，但当他们带我出去见了客户之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成了我的客户。
那个夏天，弗里曼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当时的销售记录。AIG公司的主管对他们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裁史带亲自为这个团队颁发奖品。团队成员说自己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老师——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于是史带亲自拜访了弗里曼，并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公司。“我是走后门进入保险行业的，但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个行业，主要原因还是史带先生。随着时间的增加，我最初对他的信任逐渐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史带和弗里曼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弗里曼发挥了自己的教学特长，帮助史带在当地招聘和培训保险代理。到了1924年，弗里曼已经开始管理亚洲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了。在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弗里曼在公司迁到纽约城之前走遍了整个中国，到1960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是史带公司的副主席了。据说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