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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于主人还是对于客人，在AIG 总部进餐都是一次美妙的享受。在一顿丰盛而健康的午餐开始之前，我们会享受到各种各样美味的饮料。当时我们在公司内部专门为公司的高级执行官们准备了一个小型的餐厅。我还记得格林伯格曾经下令把午餐时的饮料减少到两种。所以很多喜欢喝酒的同事都会跑到大街对面的酒吧里来上两杯，然后再回到公司的餐厅里再喝上两杯。我甚至还记得我们的主席吉米·曼顿曾经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公司的执行官们经常会到外面找个地方讨论公司的保险业务，从早晨一直讨论到中午。午餐时喝下很多杯酒后，大家都觉得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于是吃完午饭就回家藉着酒意睡觉。
通常情况下，饮料之后就是新鲜的胡萝卜、芹菜和花生。然后就是主菜，我最喜欢的是“格林伯格鳕鱼片”，一种在高温之下快速煎烤的鳕鱼片。除了鳕鱼片之外，通常还会有一道常规菜，比如说新鲜的雪豆，还有一些水果或撒了姜丝的冰淇淋——因为中国人相信，姜丝能够助于消化。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餐厅还会专门准备一些雪茄——比如说我们从海外买来的古巴雪茄，不过餐厅供应雪茄时，会把费用算在我们的帐上。
有一段时间，由于AIG 的餐厅里只有中国服务员，所以一位爱尔兰服务生曾经宣称要以业歧视将AIG 告上法庭。更加糟糕的是，这些中国服务员当中有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有取得合法移民资格。所以AIG 只好雇用了一些爱尔兰女服务员。可没过多长时间，这些服务员便全部辞职了，据说是因为中国服务员们想办法整她们。我也不清楚他们厨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中国服务员们的这些办法显然非常奏效。直到今天，AIG 的餐厅里仍然只有中国服务员——只是增加了一些华裔女服务员罢了。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5）
格林伯格每个月都会在他的餐厅里举行一次管理层的午餐会。1982 年8 月30 日的月会当天，最新一期的《福布斯》杂志上市，当时杂志在“见闻”栏目把我当成了主题人物，编辑在杂志里配上了我的照片，还请来了一位嘉宾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次采访的主题是我那本关于服务业的新书《超越工业化》。由于我之前并没有告诉格林伯格这次专访的事，加上又想到“千万别把你的上司蒙在鼓里”这句老话，所以当我坐在会议室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绷得紧紧的。每次召开类似会议的时候，格林伯格都会一边绕着会议室转圈，一边挨个要下属们汇报一些最新的重要进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爆发出一些大笑。公司专门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邱考斯基当时刚从东欧回来。他兴奋地谈到了自己参观保加利亚的情形，在他看来，当地人显然把他的曾祖父当成了这个国家的救世主。还在索菲亚市受到了热情了款待。正当他不停地大谈特谈的时候，格林伯格突然打断了他，“我们难道是付钱让你去享受款待的吗，老邱，或者说是你应该付我们钱？”整个房间里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笑声，然后是下一个人发言。当快要轮到我发言时，我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虽然《福布斯》的那篇文章是在支持AIG 在服务问题上的立场，但这篇报道主角却是我，而据我所知，格林伯格一向不喜欢跟其他人一起分享荣誉。就在轮到我发言之前，我开始犹豫起来，不知道是否需要提到这篇文章，我告诉自己，“可能他根本没看到这篇文章。”
这时只见汉克转向我，说道，“罗恩，”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看到《福布斯》上的那篇文章了。棒极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恭喜你。”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然后就开始报告我的工作。看来那天我的运气不错。那篇报道对公司的确是个好消息，看来格林伯格也同意这一点。
在AIG 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会乘坐AIG 的湾流四型喷射客机之一，整架飞机的内部都是由格林伯格本人亲自设计的，而且他总是威胁说自己要去学开飞机。但在我看来，汉克并不懂得如何使用飞机上的许多设备。有媒体报道说，这架飞机里有一间专门供汉克和妻子（ 当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旅行的时候），还有他们爱犬使用的主卧室。为了避免打扰汉克，如果其他人在半夜想要使用卫生间，就不得不去飞行员的卫生间。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汉克会直接告诉我，“不用担心打扰我，直接去用就好了。”
大多数AIG 执行官们都会尽量避免跟格林伯格一起飞行，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旅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情，而跟汉克一起旅行却意味着会接到更多的工作，有时甚至会受到一顿训斥。记得有一次，我去欧洲出差，碰巧当时汉克的飞机也在那里。其他跟汉克一起飞去东欧的执行官们都各自去处理自己的工作了。我去见了汉克，他问我是否要回美国。当时正是周末，我说我从来没去过布拉格，所以很想去一趟那里。
“我不想一个人飞回去。你跟我一起走吧。”他说。他并没有批评我想去布拉格玩一趟，也没有责怪我要浪费公司的钱搭乘返程航班——我想，他可能只是觉得我可以不照原定计划，他一起回去罢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他一起从欧洲飞回纽约时的情形。如果说跟格林伯格一起旅行往往会带来更多工作的话，那么那次旅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基本上，在整个飞跃大西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停地做记录，等到飞机最终在泰特博罗（Teterboro） 着陆的时候，我的本子上已经记满了新的工作。然后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这些任务。汉克这个人的思维方式非常奇怪，当他看不到你的时候，他并不会想出这么多工作，而且可能也没有时间去想出那么多任务。可只要跟你在一起待上一会儿，他就会不停地告诉你，“罗恩，为什么不看看这个问题呢？你想过……吗？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你觉得呢？给……打个电话。”只有当说完这一切之后，汉克才看起来有些放松了。他总是在不停地跟飞行员交谈，总是在比较飞行计划、路线等等。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华盛顿做一趟短途旅行。飞机即将着陆的时候，当时正是夜间，华盛顿的各种纪念碑灯火通明，漂亮极了。汉克说道，“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工作我愿意做。”我根本不需要问，“什么工作？”肯定不是中情局的副局长，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曾经拒绝过这份工作。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6）
在华盛顿，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跟汤米·克卡兰一起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克卡兰的情景。克卡兰、扬曼，还有罗威三个人的办公室几乎占据了华盛顿市中心的一整个街区。可当我前去拜访克卡兰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办公室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他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
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吩咐接待员让我在接待室足足等了半小时，然后把我带进了一件挂满了跟华盛顿所有重要人物的合影的巨大办公室。大约45 分钟之后，克卡兰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说：“跟我来，小伙子，”然后他带我走进了另外一件同样挂满了照片的巨大办公室。大约10 分钟后，他又告诉我：“稍等，我要离开一分钟。”最后，又过了大约20 分钟之后，他带我走进了一个跟前两个办公室类似的办公室。“好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问。还没等我开口，他的秘书就探进头来，说有个电话。克卡兰拿起了电话，开始跟一位他称为“副总统先生”的人聊了起来。几分钟过后，秘书又探头进来，“另外一条线。”他又接通了另外一条线，把话筒放到自己的左耳上。然后他把两个话筒捂到自己的胸口上，悄声地告诉我，“是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时的经历。我当时还只是个来自纽约的毛头小伙子。不妨设想一下克卡兰当时留给了我怎样的印象。毫无疑问，非常震撼。最近我发现有一位AIG 的同事跟克卡兰交谈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他说他永远不会低估这位“柯克兰先生”，而且他相信电话另一端真的是副总统和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克卡兰曾经参加过主业会（Opus Dei ，一家天主家的世俗组织，最近因为《达芬奇密码》而名声大噪。——译者注）。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不要付钱给我，直接捐给主业会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