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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AIG有什么让我遗憾的事情，那就是，当我加入这家公司时，它的创始人史带先生已经去世5年了，所以我没有任何机会结识他，或者跟他一起共事。跟格林伯格一样，史带先生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他奠定了AIG王国的基础。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够真正了解AIG（所有在这里工作过的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组织）所发生的一切。是格林伯格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说商业活动违反了政府监管规定，或是由于个人的政治野心？
我之所以要请阿尔·埃尔巴跟我一起完成这本书，是因为他既了解保险行业的许多深层内幕，同时清楚政治状况和监管环境所存在的问题。在听到AIG遇到的问题之后，阿尔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公司之所以会落到这步田地，完全都是由于格林伯格的傲慢性格所致。可当我们开始深入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时，阿尔开始意识到情况远比他的想象复杂得多。在经过数十次针对AIG现任和继任执行官的采访，并且阅读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一幅多姿多彩而头绪繁杂的传奇图景开始浮出水面。
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的情绪开始由对格林伯格的愤怒转变为对董事会的失望，最后转变为对斯皮策监管手法的愤慨。在为本书写结论部分时，我犹豫再三，正像你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的结论并非黑白分明，而是灰色的。在复杂的国际世界中，在AIG得以繁荣成长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灰色的。但尽管如此，AIG的故事还是极富魅力，正像阿尔在我们第一次开始讨论工作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所接触过的最令人兴奋的项目。”
在离开AIG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家公司的发展。时不时我还会到AIG那美妙的中国餐厅就餐，偶尔也还会看到汉克·格林伯格等人。写作这本书使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我一直深爱的公司。这真是一段令人兴奋、满足，又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外人，包括在AIG工作的人都对汉克·格林伯格抱有一种奇怪的迷恋。他们一方面为格林伯格取得的成就着迷，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坏脾气感到震惊，甚至恐惧。他们总是不情愿地仰慕他的坦诚，同时又对他在各种话题上的见识大为折服。
虽然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格林伯格的性格，但他们确实尊重他的行为方式。而且他们甚至怀疑，是否只有像格林伯格这样的人才能取得和他一样的成就。
汉克·格林伯格始终紧随史带，一位虽性格截然不同，但却同样聪明，同样极富进取精神的领导者的脚步。在过去的87年里，AIG十分幸运地招募到了一系列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共同效力于同一家公司。当其他人甚至还没有想到进军海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公司。他们的领导者——史带和格林伯格——总是未雨绸缪，始终走在浪潮的前方，紧随经济潮流、监管制度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
最后这一次，汉克·格林伯格似乎没能跟上监管法规的变化速度。结果，他不得不放弃对心爱的AIG的领导权。这点虽然不幸，但让格林伯格感到欣慰的是，他自满于没有人能够达到，哪怕是接近他所创造的记录。
发迹上海（1）
1919年11月，史带走下了停在上海港的一艘蒸汽轮船的甲板，走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开始拥抱他过去10年求之不得的机遇。12月19日，史带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简称AAU）。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保险公司遍布整个东亚地区，同时他还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商之一，并且成为两份报纸和一家杂志的发行人。史带很可能是一个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取得成功的人，但上海几乎比任何其他地方却能让他快速发迹。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远超香港，甚至超过了日本的东京。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被称作“东方荡妇”。而在其他人眼里，上海却是东方的巴黎。
虽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外国人在管理，但它却并不是殖民地；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但却并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自从19世纪上半期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上海陆续被划分成了许多外国租界。英国是当时上海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在这些租界中，外国人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警察，甚至带来自己的建筑。当时的上海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之一，充满活力，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转眼赤贫，生生死死的闹剧每天都在上演。同时它还是避难者的天堂，为了逃离战争、革命，或者是新政权的压迫，世界各地的冒险者们纷纷聚集上海。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并成为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之一。事实上，当时上海居民国别、组族群繁杂，而且不同人群之间几乎没有重合的地方。西方人居住在上海西部，可以完全不与周围的中国人往来，而且大都不会说中国话。他们的世界完全是一种典型的英国殖民地模式，人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着赛马会、教堂、交易所，贸易公司与银行。
那时的史带还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毛头小子，他早年曾经先后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他出生在加州北部的一座名叫布拉格堡镇（Fort Bragg）的海边小镇，母亲经营一家寄宿旅社，同时向附近一家妓院的常客们出售各种烈酒。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荷兰的铁路工程师，在当时的工会伐木公司（Union Lumber pany）工作。在史带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史带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约翰，一个叫本。早期在生意上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史带便开始照顾自己的母亲，并跟哥哥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跟史带一样，这两位哥哥也都没有生儿育女。两位哥哥在事业上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成功，而且据史带的一位表兄说，本还经常手头拮据。除了偶尔会谈到自己出身贫苦之外，史带几乎不与任何人（他最好的朋友除外）谈论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不懈奋斗的动力似乎并非来自母亲的早期教育，显然也不是受到哥哥们的影响。史带似乎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听从自己命运的召唤。他是一个典型的天生就要成为商业领袖的人，这是天赋异禀，并非后天培养成功的商业领袖典范。可除了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是表现得十分匆忙之外，史带的早期生活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成功人士的迹象。
许多年以后，当史带基金会在全球各地广设奖学金项目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以他母亲或哥哥的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说他父亲了，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这些奖学金就叫“史带奖学金”。不过话说回来，史带基金会直到1955年才成立，当时该基金会也没有太多资金。然而，史带的确一直跟自己的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事业成功后给母亲在旧金山买了一所大房子。他还在希尔顿·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Astoria）为她80岁生日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但根据史带的表亲，也是他的前任秘书玛丽昂·布林（Marion Breen）说，史带并不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对母亲十分亲爱。
早在史带满12岁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持续了自己一生的事情—工作。离开文法学校之后，他给自己找了一份包雪茄的工作，之后又在当地的怪人大厅（Odd Fellows Hall）打扫卫生，第三份工作是在浸礼会教堂（Baptist Church）当守门人。
虽然史带曾经告诉自己的一位商业伙伴，说他曾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法学院读过一年书，并且最终拿了个学位，但他显然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高等教育。在史带去世后AIG公布的纪念册当中，人们发现史带的确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读过一年书，可没过多久，他便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克莱德·韦尔（Clyde Ware），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在大学里为了一个学位而耗上4年。”
1914年史带搬到旧金山之后，开始跟旧金山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律师一起读了一年夜校，几个月之后他通过了加州律师资格考试，而且据说成绩是当时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