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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 点半了——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带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说：“所有的人都带了些烈酒——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苏格兰酒和白兰地。船上有很多来自石油公司，比如说Texaco 和标准石油的年轻人；他们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开始高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很快，岸上的共产党勃然大怒；咆哮着冲上甲板，要求船长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快就清醒过来。当时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长，他大声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轻人，让他们先躲起来，然后又想办法说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平静下来。”
史带把公司的一位高级执行官查理·米纳（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负责进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们支付了那艘货船的赔偿金，大约有30 万美元，可由于这笔保险的主要承包人是劳氏保险公司，所以大部分赔偿都是由他们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释说他们可以取消一些保单，比如说火险，之类的赔偿，因为这些保单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时间。当时史带还没有重新开始人寿保险业务，但二战之前签下了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AIA 准备把这些账目进行清算，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承保人前来领取保险金，结果只有很少的人前来领取。AIA 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了这笔保险金。
到了香港之后，谢凯开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工会——当时每个组织都有工会来代表工人们的利益。在上海，接下来关闭的是银行，然后是房地产公司，但最终中国政府没收了一切。汽车代理公司也被迫关闭，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钱给剩下的员工们发了工资。为了付清所有的账款，史带又寄去了50 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情况，史带不一定要付清这些钱，但他还是主动选择这样做。没有人想过要保险公司进行没收赔偿。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员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大约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查理·米纳才最终彻底关闭了公司在上海的业务，退到香港。
到了这个时候，史带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选来管理他在日本新设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儿子小弗里曼。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职业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语言技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那艘难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从香港辗转到了日本，并随后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时间。
当时是1949 年9 月，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日本整个社会经济都围绕着军队运转。刚开始时，AIG 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军队的保险需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日本刚刚开始进行重建。没有汽车制造厂，没有电子行业，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出租车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们能够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国驻军废弃的汽车。日本人把美国人认为完全报废的那些东西重新拼凑起来。”
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向美国士兵提供保险服务，他们想要进军日本市场。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终于从汽车保险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一旦汽车出现任何意外，汽车的主人必须承担25％ 的损失。“当时的日本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理赔部门，”弗里曼回忆，“所以比如说撞了人之后，司机就会跳下汽车，亲自跟受害人进行谈判。”
“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我们后来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竞相模仿。如今这些模仿者已经在汽车保险业务上超过了我们。但从一般保险业务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担任了负责公司远东事务的工作；后来又接管了大约占到了公司全部业务的40％ 海外运营。后来他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总裁，成为AIG 的董事和高级资深副总裁。
全球大捷（1）
2001 年，在中国即将加入WTO 之前，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中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格林伯格在中国拥有一家AIG 的全资子公司。时任中国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后来说：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1973年，我加入AIG ·格林伯格在史带公司的第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在职业生涯上的相似点仅止于此。请我加入AIG 的是AIU 的主席吉米·曼顿，他出生于英国，靠自学成才，知识渊博。当时我正在国际保险咨询委员会（ 在海外运营的美国保险商公司联合会） 供职，根据该委员会成员（ 大约一共有25 名） 的协议，委员会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不得把我从协会中挖走，但AIG 显然根本没把这套放在眼里。
虽然我的直接上司是曼顿，但我相信应该是格林伯格批准了我的任命，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向格林伯格直接汇报工作了。汉克的工作繁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跟华盛顿打交道，这也正是我的任务之一。AIG 当时正在召开董事会，所以当我走进吉米的办公室时，他立刻把我带进了会议室，并把我介绍给其他董事会成员。虽然AIG 刚刚上市四年时间，但这种极不正规的做法还是让格林伯格忍不住冲曼顿大发雷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居然敢在我开会的时候把一名新员工带进来？”曼顿似乎并不在意，但毫无疑问，这声大吼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几个月后，格林伯格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开始跟我讨论中国的情势。“随着尼克松的出访，中国会逐渐敞开大门，”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受到邀请。而且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公司。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工作。”离开格林伯格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忍不住想：他是说希望AIG 是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保险公司吗？或者是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公司？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想方设法通过所有渠道来得到中国的邀请函。在当时，帮助美国公司前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几年之内，它开始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服务行业之一。
几经波折，我选择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这家银行正在与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斯坦利·拉曼（Stanley Lubman） 一起为一些像我们这样的项目提供服务。当时负责该业务的是肯·摩尔斯（Ken Morse） ，他很快就帮助戴维·洛克菲勒进入了中国。根据他们的建议，我给格林伯格写了一份计划书，建议AIG 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建立合作关系。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话题做大，要大谈加强合作将会如何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可糟糕的是，我们居然把整份计划书交给了我们在纽约的几名员工翻译。
斯坦利当时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准备把建议呈交给北京政府，可就在中途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那份翻译文件完全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让AIG 无法获得邀请——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目标滞后很多年。虽然我们的员工用的是中文，但是却不是当时中国所用的现代中文。他举了个例子：按照简体中文的说法，文件中的“美国国际集团”很可能会被理解成“美国国际派系”。于是斯坦利在香港专门请人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然后又重返中国，并把计划书呈交给中国政府。随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斯坦和
肯经常会通过他们在中国的联系人了解进展情况，但对方总是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丝曙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汉克，还有所有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都感到十分兴奋。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确定了访问日期。我也对自己第一次访问中国感到兴奋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说汉克只带巴克·弗里曼、吉米·曼顿还有他们的妻子前往中国。我气愤极了，于是就找了个时间，走进汉克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