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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发展、资本性运作、平民化追求、全国性扩张、国际性竞争、体制性改革……魏文彬的探索，已涉及做大做强广电的多个领域。其中，有的大获成功，有的初见成效，有的刚刚破题，有的还不免失误。可以想象，魏文彬追求真理之路，充满着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艰辛。然而，为了追求真理，面对流言蜚语，他心胸坦荡；面对决定“乌纱”的投票，他气定神闲；面对四面楚歌，他义无反顾；面对千难万险，他勇往直前。
魏文彬不愧为中国传媒的弄潮儿、男子汉、真英雄！
如今，他成功了。但他一天也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因为他心中最深处的梦想还没有实现。经过一系列规律性的探索，魏文彬清楚地知道，在频道资源不断丰富、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跨地区跨媒体发展和多元化资本进入广电的大背景下，中国广电行业大洗牌、大整合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再过若干年，有实力的媒体机构，将与社会资本乃至外资传媒巨头且竞且合，合纵连横，形成几家全国性电视传媒，重新分配全国电视市场。在未来的竞争中，魏文彬志在必胜。而且，他的梦想不只飘在中国的上空，他还要把湖南广电办成可以与新闻集团、维亚康姆抗衡的国际性电视机构，让全世界听到湖南广电发出的中国强音。
魏文彬的这个梦想，或许可以称作：“中国的默多克之梦”。
前言·向先行者致敬（1）
——写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
一
2008年11月6日，魏文彬先生入选中国改革报社等几大媒体与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海选”的“改革之星——影响和推动中国改革30年30人”，在人民大会堂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周铁农副委员长手中接过了“改革之星”的奖杯。
那天现场观礼，我有很多感慨。据我所知，这些年他获过很多奖，有政府奖，也有媒体奖，政府奖他比较重视，媒体奖他就不一定认真对待，有时一笑了之，有时派个手下去给“友媒”捧个场。但“改革之星”这个奖，他亲自来领了，而且还比较郑重其事。他那天收拾得衣光履鲜，格外精神，以至于当他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有人惊讶地议论，原来魏文彬这么年轻。
我想，他是有改革情结的一个人。也许可以这样说，近30年来，改革的字样或轻或重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都打下了烙印，而他心上的烙印，恐怕要比很多人都深得多。他出生于1950年，基本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78至2008的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量喷发的30年，也是他个人生命中最好的30年——28岁至58岁，一个人一生之中最具力量的黄金年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间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对他的人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一是1983年*中央在全国展开机构改革，对党政干部提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年仅33岁的魏文彬因此进入全厅人才“红榜”，不久即被派往湖南电视台担任新闻部主任一职，从科员到副处级，一跳三阶，获得了日后大展拳脚的第一个平台；其二是1993年，恰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魏文彬成为湖南广电的掌门人，开始引领一轮轰轰烈烈的广电传媒改革。他的改革生涯由此可以分为两截，前半截蓄力，后半截发力。也可以这样说，30年的改革开放，他始而是一个受益者，继而是一个贡献者，而一个贡献者通常也不得不是一个“受难者”——改革者总是需要承受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难，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
他因此有足够的理由珍视“改革”二字在他生命中打下的烙印。
与魏文彬一同获得“改革之星”称号的另一位湖南人是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魏文彬和袁隆平并称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两个代表，是近十年来湖南人最喜欢对外亮出的两张名片。但有所不同的是，袁隆平一直享受着绝无争议的尊崇，魏文彬却不得不在毁誉参半之中奋力前行。有人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惠及全世界，而魏文彬的电视观念却可能是对人类精神的“戕害”。两位不同领域的改革者应该是不具可比性的，但这种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神的事比物质的事麻烦得多，而文化体制改革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
感慨之余，我对他有了比从前更深的理解，也有比从前更深的尊敬。在他稍稍有些局促地上台领奖、接过奖杯脸上露出不太自然的笑容的那一瞬，我甚至忽然感到一种深切的同情。当然我明白，这种同情对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来说纯属多余。有一次闲谈间，一个部属提起魏老板因锐意改革而遭遇的一些挫折，言语间有不平意，魏老板正色驳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个人的一些小小委屈与这个时代的伟大相比微不足道，我觉得这个时代待我不薄，我所得到的远远超过我自己的期望，甚至超出了我的想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言·向先行者致敬（2）
这样的话语，我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纯粹出于政治需要的表白，其中自有一代改革者的真诚。需要告知读者的一个相关信息是，本书本来用近两万字的篇幅写了魏文彬的三次官场受挫（一次连任厅长落选，两次参选省委委员落选），但是绝大部分被他删了。他皱着眉头说你们怎么老是喜欢纠缠那些事情，纠缠那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
二
“改革之星”评选活动组委会称魏文彬为“中国传媒产业改革的先驱，中国电视大众化的鼻祖”。应当说这是切中肯綮的两句评点，前者着眼于电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重大变化，后者则着眼于经济变革影响之下的文化嬗变。“先驱”和“鼻祖”这样的字眼对一段尚未远去的历史而言，稍稍有些用力过猛，但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加活跃的想像去体会先行者披荆斩棘的艰辛。
需要看到的是，“大众化”是一个微妙的语词。它并不具有绝对正面的意义。“大众化”意味着“精英”对大众意志的体察、尊重与满足，代表着社会文化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商业化”和“庸俗化”的诟病。“中国电视大众化的鼻祖”对于魏文彬来说只是一个外界赋予的称谓，至于这一称谓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也许要在更加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更加辽阔的历史空间里才能相对完整而清晰地看见。
回顾湖南卫视的来时路，不难发现三个突出的节点：1989年的《焦点’89》、1997年的《快乐大本营》和2005年的《超级女声》。从《焦点’89》到《快乐大本营》，是八年；从《快乐大本营》到《超级女声》，又是一个八年。两个八年间的三个栏目代表着湖南电视的三个时代：《焦点》栏目代表着“新闻立台”时代的最高成就，《超级女声》是“娱乐兴台”战略孕育的硕果，而《快乐大本营》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节点上——其时湖南电视呈现出一种兴奋而又迷乱的状态，一边抑制不住娱乐带来的兴奋，一边不无留恋、不无惶恐地回头张望自己多年执着的新闻理想。
《快乐大本营》最火的时候，一边是北京火车站揽客的小旅店举着“本店可以收看湖南卫视”的牌子招徕顾客，一边是很多严厉的声音炮轰湖南电视的“娱乐化”、“低俗化”。湖南卫视一面惊喜地看到娱乐节目带来巨大的市场份额，一面却拼命加大新闻节目的投入，生怕“娱乐化”是一贴甩不掉的狗皮膏药。2000年初，魏文彬在一年一度的工作报告中“暴露”了他在岔路口的矛盾与彷徨。他一面害怕别人说湖南卫视是个“娱乐台”，一面却又敏感地意识到一个“娱乐经济时代”的到来，本能地想要伸手抓住这个先机。他谈到要在结构上、品种上进行调控与改进，“如1999年开播的《有话好说》、《新青年》，就是从结构上考虑的。如果不上这两档节目，大家会说我们是一个娱乐台”。同时又谈到要认真总结娱乐节目的经验，娱乐功能是广播电视的重要基本功能：“这几年，各个频道努力开发娱乐功能，创造了一系列品牌栏目，培养了一批名牌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