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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比较放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经理人怎样职业呢？很难。
最后是职业经理人自身问题。在中国企业做职业经理人你不能就想着做职业，要想着做事业。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不职业的组织和一群不职业的人。只有当你抱着事业经理人的心态与韧劲之后，你才有可能成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取法其上得其中，也许这也是规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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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寻找师傅
组织篇
寻找师傅
寻找师傅
早年间，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一项师傅制度。一个新员工乍一进企业，领导会给你安排一名师傅。如果纯粹是工人，本身是有学徒期的。两年期或者三年期，师傅会很耐心教你技术，教你怎样与人相处。即便是安排进科室做职员，也会在这个科室里找一个资深人士当你的师傅。师傅制度是古时候传承下来的。老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讲的就是古代师徒关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有师傅，是一位年近半百的女同志。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知道有事情要向师傅说。日子久了，觉得师傅真好。她关心你，手把手教你，这使得你少走了很多弯路。师傅还会帮你介绍女朋友，还教你怎么与女孩子相处。那时候人的思想很传统。师傅会叮嘱你恋爱可以，不能乱来。所以我和太太在结婚之前除了拉手，其他事情一概没有。有师傅长本事快，犯错误少。
而今天，大部分企业没有师傅制度了。感觉上似乎没有必要了。不知道是现在的企业没有技术因而不需要传帮带了呢，还是因为现在的人特别聪明因而可以无师自通。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很多中国企业在期待成为学习型组织，在请人到企业讲课，但是曾经亲历和受益的师傅制度却被遗忘了。我们真的成了一个高浪费的民族。我不愿意用高消费这个词。什么叫高浪费呢？本来自己手里有宝贝，因为拥有而不知其价值。然后非去买别人的东西，以为人家那是宝贝。自己的宝贝废了，别人的宝贝首先未见宝贝。是宝贝咱也不会玩。这就叫高浪费。
中国企业的师傅问题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企业要给自己找一个师傅，咨询公司去挣客户钱的时候，会告诉客户标杆企业法。其实企业自己要有标杆。标杆企业不会教你，这是肯定的。那就留心留意去偷。信息社会偷东西不易，偷信息不难。又有俗语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关键是用心。何况学先进本就光明正大，连杰克？韦尔奇都大大方方承认六西格玛是从摩托罗拉偷来的，我们还扭捏什么呢？
第二层面是在企业内部设立师傅或者教练制度。制度制订本身并不困难。需要重视的是师傅选择、师傅要求和执行的坚决与连续。切忌轰轰烈烈开场，不了了之收场。这里面的具体问题是现在企业人员流动较大思想活跃。因此，谁来做师傅就很重要。选人不对，徒弟都带歪了。
第三层面是员工个人师傅意识与要求的建立。这很关键。员工没有要求，你指定师傅也没用。老话说“师傅引进门，修行靠个人”，但是现在的很多新员工，人一进企业，他自己就觉得进门了。他不认为要有人指引。这就很麻烦。其实，优秀的人才不需要指定，他自己就会找一个学习榜样，然后进步到从每一位同事身上去学习有用的东西。企业要鼓励员工之间的互相学习和经验分享。总之，中国企业有必要恢复师傅制度。甚至，它远比去学习老外搞什么学习型组织还要实在与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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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企业不能闲评
组织篇
企业不能闲评
企业不能闲评
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有一个知名栏目，叫作“财经郎闲评”，据说有不错的收视率。主持人是知名的香港教授郎咸平先生，所以栏目名称也借了郎先生的名字谐音。
我看过其中几期节目，坦率说，郎先生的选题、视野、才情、方法均有其过人之处。但某些节目的作用，联系到郎先生比较常见的针对中国内地企业家的批判做法，总还会令人有不负责任和失于极端之处。譬如说，深圳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出差买打折的飞机票，郎先生会大加钦佩。当然，任何人都知道节约是好事，是责任心。而问题是，我们不能去引导一种错误的东西。企业家的责任是什么？是要把社会配置给企业的资源、国家的资产经营好，要创造好的利润。其次才是别的。假如这个企业家没有尽到他的职责，他就是自己出钱坐飞机又怎么样呢？难道说我们就应该赞美他？
联系到郎先生针对大陆企业家一系列的揭底式的批判，当然被郎先生言中的，我们应该佩服郎先生的勇气与分析。但是，我们还需要思考另外一些问题。或者说还需要以另外一些角度来看问题。譬如说，郎先生习惯以财务工具和方法看大陆企业问题，尤其是MBO或者并购。而恰恰这里面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一个企业的资产并不等于它的价值。有些公司的企业价值会大于它的资产，有些则会小于。而往往，大陆国有企业有很多公司的实际价值会远远低于它的资产数额。而无论低于或者高于，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以一套财务工具和方法去认定一家公司的价值并得出最终结论，那一定是谬误的。
郎先生对美国或者比较了解，但他显然在认识中国内地企业上存有太多缺陷。香港的明星尽可以在大陆一展身手才艺，但研究企业的郎教授则要格外慎言。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为什么要慎言呢？中国内地企业家需要一种悉心的爱护，这是国家利益。因为他们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尽管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中也有为富不仁，也有贪赃枉法。而同样美国也有，香港也有。假如郎先生确属一位负责任的学者，那么至少要对大陆企业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之后再发言也不晚，而绝非凭借一套简单的财务方法。又假如郎先生确属忧国忧民，那么则应该把自己对某些企业可能的违法行为向政府建议，而并非去发动一场针对中国内地企业家的批判。尽管这并不一定是郎先生本意。
也许直到今天，郎先生还认为自己代表着最多的民意，还抱有最大的民族责任心。但是，企业是不能闲评的。尤其是大陆企业。中国内地企业的提高与发展是最大的民意和民族利益。而中国内地的市场经济历史只有20多年，所以我们的企业需要呵护。
谨此小文，也算闲评郎咸平了。
虹桥书吧BOOK。
第39节：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1）
组织篇
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
积极的领导应该是鞭打慢牛
人是有惰性的。纵使十分优秀的人物，自觉与不自觉间也经常会有惰性表现，轻与重只存在程度的差异，很难有人会毫无惰性。
我刚进入企业的第一位经理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转业军人，是一个勤奋到走起路都两脚生风的人。他有一句口头禅：“人没干活累死的，只有闲散闲死的”。当时特别觉得这是长者教诲，那时候我只有20多岁。后来知道这话儿也不全对。因为日本、韩国都有人过劳死。我想现在中国也会有人过劳死了，只是媒体不报道而已。
但无论怎么说，所有人都会认为勤劳与积极是良好的人生态度，这一点是无疑的。在中国有两个故事不应该讲，而恰恰有一些媒体愿意讲。第一个故事是说富人与乞丐在海边度假的。富人对年轻的乞丐说：“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干活挣钱呢？”年轻乞丐问：“我干嘛要去挣钱呢？”富人说：“如果挣了钱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到海边度假晒太阳呀。”年轻乞丐回答：“那我现在也是在晒太阳呀！”
尽管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但这个故事我总觉得在中国不宜多讲。它的消极与当年的阿Q异曲同工。中国很贫穷，需要创造，这样的故事百害无一利。
第二个不能讲的故事是关于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买房子的。美国老太太年轻时就用银行贷款买了一套房子，还了一辈子债也住了一辈子房。中国老太太从年轻时就存钱，终于存到的钱够买房子了，但她也老了，存了一辈子钱但没有房子住。这个故事上世纪90年代很多主流媒体拼命讲，目的是要拉动内需，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