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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和鸽派鉴于经济学家们的名声不太好，所以华尔街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做“鸟类观察家”，相信读者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说得具体一点，像我这样在华尔街工作的“鸟类观察家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美联储官员及美联储的官方讲话，目的是判断他们是倾向于“*”还是“鸽派”。鸽派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不是很强硬，加息的倾向性不大。而*对通货膨胀的态度是坚决反击，加息的倾向性较大（其加息行为会对资本市场造成伤害）。格林斯潘到底是*还是鸽派呢？
伯南克的榜样伯南克的美联储在反通胀领域，与同期的美联储官员及其他央行行长相比，格林斯潘更倾向于鸽派阵营。我们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衡量美联储主席*程度的最简单方法是计算一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多少次表示强烈反对主席的决策，并正式投了不赞成票。格林斯潘担任主席时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一共收到了83张不赞成票，其中体现*作风的不赞成票超过了鸽派：54张不赞成票建议应采取更加“*”的措施，有27张不赞成票建议应采取更加“鸽派”的措施，剩下的两张不赞成票来源于其他议题（图6—1列出了18年间反对票的分布情况）。这只反映了表面现象，背后可能还会有大量的非正式的不同意见，只是委员们不愿意用投不赞成票的方式来表达。例如，1994年美联储加息周期内的会议记录显示只有6张正式的不赞成票，但是在投票前进行的讨论过程中，委员们对主席的政策决定表示不赞同的次数为24次，其中有20次是因为委员认为应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政策。
至少在两个较长的时期内，格林斯潘在反通胀问题上要比其他委员显得更温和。首先是在1994年，大多数委员认为在经济周期初始应一次性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50个基点，而且还不断要求尽快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不过两位新加入的委员，艾伦·布兰德和珍妮特·耶朗建议到周期结束时再执行紧缩性政策）。正如会议记录所显示的，格林斯潘巧妙地扭转了委员们的不同意见。其次，在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委员会和联储理事会对通货膨胀问题的担忧，格林斯潘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尽管失业率较低，但是较高的产出增长率会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事实证明，他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
在任期的后半段，格林斯潘更是赶上了好时间：更高的劳动产出增长率，来自于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廉价进口商品以及通货膨胀测算方式的改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的控制变得简单多了，无需使用易招来政治压力的加息政策。在这种环境下，格林斯潘的机会主义反通胀策略非常适用，所以说他的成功确实有好运气的成分。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格林斯潘面临的局面与当初沃尔克上台时相类似，那么他是否还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戴着镣铐的舞蹈 伯南克设立通货膨胀指标
伯南克的经历对其政策选择的影响
当格林斯潘坐上美联储主席的宝座时，他的想法并不多；不过上任没多久的伯南克可是雄心勃勃。伯南克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货币经济学，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的几年时间里一直担任美联储理事，因此，他对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走向有着清晰的计划。
我们会在本部分先介绍伯南克要实现的首要目标，即推动美联储设立通货膨胀目标。伯南克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是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通货膨胀目标的小组委员会，还采取了一些提高公众沟通效率的措施，这些行为是有一定目的的。其次，面临近期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混乱局面，我会详细介绍一下伯南克针对美国大萧条和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研究成果会对他的政策反应造成怎样的影响。然后，我会讲到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其运行模式会发生哪些变化，包括更多地依赖于模型和集体研究，主席的决断权减弱以及更加直接的讲话方式。再次，伯南克的计划并不全是变革：对于潜在的资产市场泡沫问题，伯南克和格林斯潘的观点一致。我倒要看看伯南克会怎样继续推行格林斯潘对待泡沫的政策。最后，我们要研究一下在当前紧张的经济局势下，伯南克的研究成果会怎样促使他推行风险管理政策。
货币经济学领域的最热门话题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是否应当受到规则的制约，还是说可 以自行决断。支持自行决断的学者认为美联储可以凭借它的最佳判断对经济的发展状况做出反应。他们相信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规则只会阻碍美联储在风险、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发展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与之相比，规则的支持者们认为决策者并不十分擅长于经济管理，他们可能会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影响，他们会被诱使采取一些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繁荣的政策，但却要以长期的经济稳定为代价。他们还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决策机制能增加中央银行的可信度，使得它更容易实现长期目标，例如长期内保持稳定的较低通货膨胀率。
在2004年一次演讲中提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取得的成果时，伯南克清楚地阐述了他对政策规则的看法。他说，“货币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发现公布政策并劝说公众遵从政策安排有助于实现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如果人们相信决策者的公开声明（当然如果它值得信任的话），那么就会预期通货膨胀率将要降低，因此工资和物价的上涨需求也将随之进行调整。公众的合作会帮助中央银行更加容易地实现低通胀目标。”简单地说，如果公众相信美联储会一直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当经济升温或成本上升时，因为人们相信美联储会抵制住通胀压力，所以要求涨工资或提高产品价格的可能性会更小一些。于是，美联储可以在不抑制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保持或进一步降低通货膨胀率。
伯南克的信念伯南克的美联储规则支持者过去主要关注的是货币供给增长率这一目标。20世纪70年代时，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两位数，很多中央银行开始设立货币供给量目标。在美国，1978年《充分就业与均衡增长法案》要求美联储每年制定两次年度货币供给增长率目标，并向国会汇报。刚开始时，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货币供给的窄口径指标“M1”，它仅包含现金和支票账户。然而后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类似于支票账户的新资产产品，例如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于是美联储转而使用货币供给的宽口径指标“M2”。美联储希望社会公众能够了解较低的货币供给增长率与较低的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更易于美联储降低通货膨胀率。根据《汉弗莱…霍金斯法案》的要求，美联储主席要每年两次向国会汇报新制定的货币政策。这一报告制度的名称也被叫做“汉弗莱…霍金斯听证会”，取自法案的发起者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众议院议员奥古斯塔斯·霍金斯（Augustus Hawkins）。
不过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货币供给增长率指标经常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问题在于金融创新模糊了货币（这里指的是类似于现金和支票账户这样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较差的储蓄存款之间的界线。例如，支付利息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与支票账户很相似，但是同时它又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储蓄产品。如果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发展的速度很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体内的货币或流动性会增加，从而会进一步促进消费以至于带来通货膨胀风险？又或者这是否暗示投资者正在寻找安全的投资渠道，因此说明内需不足，通货膨胀率将要降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统计数据显示，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提高往往伴随着——但时间上会有一两年的滞后——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参见图7—1）。然而在近来25年间，较高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实际带来的GDP增长率却很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联储打算设定货币供给目标时，货币供给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非常不稳定了。正如加拿大银行前任理事杰拉尔德·鲍伊（Gerald Bouey）所说的：“不是我们打算抛弃货币总量指标，是它们抛弃了我们。”图7—1 货币供给量与GDP增速尝试新的政策货币供给量目标失去了作用，人们又把目光逐渐转移到了通货膨胀目标上面。相对于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来说，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