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老房子里的学者，和财富之间缺乏联系。“精英”一词则只能代表最优秀的意思。“高收入者”所造成的误区是大部分高收入者连真正财富的影子都没见过。因此，没有一个称呼是完全准确的。对于叫不上名字的事物，人们当然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关于两个阶层的讨论总是因为对象的不明确而以失败告终。大家都在各说各的。这种失语现象正是这两个危险的社会阶层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8节
“贫穷”和“富有”倒是经常被人用来形容这两个阶层，但它们同样受制于一个片面而错误的分析结果。收入低于中等平均值60％的人被定义为穷人，而收入比中等平均值高出1倍的人即可成为富人。这样的标准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不是成了穷人就是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富人，或在二者的边缘徘徊。这两个概念也因此失去了意义。到底这种贫富划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那些工程或自然科学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对此深有体会。学生时期的他们绝对是符合标准的穷人，但其第一份工作的薪酬立即就能让他们一跃成为所谓的富人。他们跳过的中间地带正是在德国被称为中等收入水平的部分。如果这些新晋的富人在汉堡、斯图加特或是慕尼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们马上就能发现自己每月赚的钱也就只够租一间不大的房子。德国人习惯于用收入标准来划分其社会结构，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将社会的复杂性压缩到了对贫富标准的制定上。然而月收入的多寡并不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有效评判的标准，它只是德国中产阶级错误的固有思维。因为月收入这一标准对于上下两个阶级来说不具备任何意义。上层阶级所拥有的财富使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是进入其上层平行世界的通行证。它同时也向我们展示社会财富向上转移的真正规模。下层阶级生活同样不受月收入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中等收入水平比失业救济金标准高出40％。二者之间的差距在其后的40年中不断缩小，目前已达到相同的水平。如今的失业者每月可以和辛勤工作的护士、油漆工或邮递员拿到同样多的钱。然而，下层阶级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并非是经济层面上的，而是文化的差异。平行社会的产生必然会伴随着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下层阶级的标志体现在他们无力承担生活的责任，无论是日常生活、夫妻关系、个人健康或是孩子的抚养。下层阶级缺的不是钱而是教育。
公众、科学家和政客面对社会行将解体的征兆所做出的反应，是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又一个共同点。事态的发展首先被忽视，然后是遮掩，最后又试图用建立在错误分析上的方法去解决。
富人和穷人的新自由主义
错误的诊断往往会导致错误的治疗，政府相信人们手头有多余的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几十年来，服务于财富阶层的游说者成功地说服政府实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减税。他们一贯的理由是：让人们支配更多的金钱，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在经济层面，这种观念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当提到那些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时，不少政客和社会慈善机构持有相同的意见。给这些家庭提供更多的救济，他们自己知道该把钱花在哪里。这是否可以称之为穷人的新自由主义？正是如此，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才变得具有吸引力。这种掩盖了问题本质的财富分配政策不但无法帮助下层阶级，反而对他们造成了伤害。保罗诺尔特将其称之为“关怀性忽视”。高额的救济金只是造成了社会参与的假象，同时又刺激了惰性的增加。这种帮助让工作离下层阶级的生活重心越来越远。工作就意味着报酬和付出，在德国不存在只有报酬却无须付出的工作。但德国的福利政策只专注于救济金的发放，从而阻碍了下层阶级参与付出的行为。
同样对于上层阶级，政府也运用了错误的政策。BMW公司的全体员工在2011年创造了新的历史最高收益，公司大股东昆特家族则从中坐收巨额利润。一方面这些员工需要为其工作收入缴纳最高可达45％的个人所得税，而另一方面财政部对昆特家族所获得的资本收益规定的统一税率只有25％。德国的税法对财富阶层和普通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当个人所得税税率高于资本收益时，政府实际上是在人为地加大贫富差距。中产阶级肩上的负担越重，财富阶层就能从中获益越多。有钱人早就接收到了政府的这一信息，越来越多的德国财富阶层退出了企业中繁重且高税负的领导层工作。典型的德国富人并非其父辈一样的企业奠基人，也极少亲手打理家族企业。投资者和继承人才是他们如今的身份。
第9节
政客们的举措不但没有阻止这两个平行社会的壮大，反而通过金钱激励了这一社会变化，准确地说是用中产阶级的金钱。德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加。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自1970年以来增长了40％，如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一数据显示了，被救助人群不仅享受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其胃口还在不断加大。谁来对这些支付负责？当然不是上层阶级。因为其缴纳的资本收益税自1970年以来几乎缩减了一半。而同时中产阶级所承担的公共支出费用则成倍地增长a。这是上下两个阶级的又一共同点，他们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好处。德国真正的贫穷由此体现在社会公共支出方面，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作为将社会福利政策落到实处的一环，地方政府的该项支出在1992年到2012年之间增长了超过一倍。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就算地方财政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也只能继续维持。迅速发展的社会救助行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专业的救助者在许多典型的下层阶级居住区不断寻找那些由政府买单的救助对象。地方财政在支付了这些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后已经所剩无几，因此也无力再去维持学校、街道、公共游泳池或图书馆的运作。地方议会被迫看着那些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社区逐渐走向衰败。社会福利支出已经威胁到了德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上层和下层阶级导致了政府负债
德国的城市和乡镇在大量负债，像凯泽斯劳滕、路德维希港或奥博豪森这样的城市已经达到了人均10000欧元的负债水平a。有些地方的负债率已接近希腊的规模。和希腊一样，一些地区的信用等级也在不断下降，这导致了银行不再向这些地区发放贷款。不只是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也一样背负着上万亿欧元的债务和担保。其中大部分是金融市场危机的结果，也就是由德国社会中最富有的一群人的投机行为引发的恶果。其所造成的政府负债规模已接近了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体系建立和之后的两德统一的代价a。如果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相加，如今的德国人均负债数则较1970年增加了近25倍b。
负债意味着支出大于收入，而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罪魁祸首之一是上层阶级。他们的高风险投机行为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政府修复金融市场和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的措施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除此之外，下层阶级也是造成巨大财政支出的原因之一。政府用以维持社会福利体系和支付社会救助行业的支出正在不断地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缩减却是上层阶级单方面的责任，因为他们为国家财政所做的贡献正日益减少。德国税法在对其资本收益的放任程度上不论是比以前或是与其他国家相比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由此可见，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携手造成了德国财政高负债率和低收入的局面。而中产阶级却独自在支撑着国家的日常运作。他们既要为上层阶级的财富提供保护，又要为下层阶级的各类需求付钱。
维护社会的团结、平衡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政府的任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德国政府针对下层阶级提出了一条公平性原则，即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人群不应享有比普通纳税人更优越的经济条件。由于对财富的讨论及对上层阶级的认识还处于开始阶段，所以类似的相关共识还没有形成。但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壮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