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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必要的工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和规范处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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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资本主义已经本末倒置了。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了*制度。公共利益被作为立法的根据，而这与公司、推动立法的说客和投票支持该项立法的立法者的真正动机几乎毫无关联。监管、补贴、税收、税收减免全都以“公众利益”为理由，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过是公司或者行业为了寻求超越对手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游说活动的产物。广大公众并没有参与其中。公民的声音被淹没了。公众的基本立场掩盖了现在真正的现实——有公司或者行业赢得收益，而有些则蒙受损失。
与此同时，一种伪*也已经入侵了资本主义。政治家和鼓吹者赞扬那些“负责任”的公司，或者谴责那些不负责的公司，而这些表扬和谴责都无关乎界定负责任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公司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道德载体”，这样的信息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忽视了建立法律与规范的首要任务。这一信息同样意味着，公司和公民一样，都是享有权利的道德实体，都有权在一个*社会中得到代表。这些表扬或批评转眼就被遗忘了，几乎根本不能影响消费者或投资者的行为。同时，真正的*流程则被那些寻求竞争优势的公司和行业利用。
要使*制度和资本主义回到正确的位置各司其职，第一步就是必须区分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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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超级资本主义的公民指南（1）
重申一下：随着力量转移到了消费者和投资者一方，超级资本主义已经大获全胜。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选择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并且可以更加容易地转向更实惠的交易。为了吸引并持续拥有消费者和投资者，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意味着消费者和投资者将获得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更高的利润。然而，随着超级资本主义的获胜，其负面社会后果也逐渐加剧。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果实都流向了最高阶层，从而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工作稳定性降低、社区的败落或消失、环境的恶化、对于海外*的践踏，以及迎合我们原始欲望的产品和服务过剩。美国的情况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因为美国已进入更深层的超级资本主义。其他的经济体紧随其后，已经开始面对许多类似的问题。
*制度是应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公民的价值观应该透过*制度来表达；我们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希望达到什么共同目标，在这两者之间应该何去何从，也要通过*流程作出选择。但是，那些造就了超级资本主义的竞争已延伸到政治程序中。大公司雇用大量说客、律师、专家和公关人员，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赞助竞选活动。结果，公民的声音和价值观被淹没。随着所有这一切的发生，在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用以表达公民价值观的原有机构——涵盖整个行业的员工组织、地方性公民团体、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公司政治家”，以及监管机构——几乎都被超级资本主义的狂风吹散了。
许多改革者并未积极捍卫*制度，应对超级资本主义的负面后果，而是把目光集中在改变特定大公司的行为上——赞颂它们肩负着社会道义，或抨击它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结果，这只改变了公司的某些外部行为，而更多的是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忽视了对*制度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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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乏应对超级资本主义的不良社会后果的政策思想。我在第三章的最后已总结了我的一些想法。你或许不赞同，但是我们甚至不曾认真地讨论过它们，因为公共政策与政治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弱了。新的思想在每次大选之际都会呈现在公众面前，但是选举结束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在立法机构、国会委员会、政府部门和机构中，日常的政治生活被那些争夺竞争优势的公司把持。大多数新的法律和规范都是在某些公司或者工业部门的要求下产生的；大多数冲突和妥协都发生在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或者行业之间。如果某些政策提议有可能给多家公司或者行业增加额外的成本，它们就联手抵制。
如果没有执行政策的*制度，那么关于“应该做什么”的政策观念就无法切中要害。因此，更为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制度更好地运转。
对此已经产生了许多构想：有人呼吁为所有重要职位选举提供公开的财政支持，使用公共空中电波的广播公司为竞选者提供免费的广告宣传，禁止说客从商业客户那里寻求、募集大笔捐款，禁止公司及其高管赠予立法者任何礼物，禁止私人赞助立法者及其助理们的出游款项，禁止政治党派将公司赠款用来“嘉奖”政界人士，禁止前任立法者和公务员至少在离职之后5年内从事游说活动，要求说客公开所有游说支出，强制所有出席立法和监管听证会的专家们坦白与各利益派别的经济关联。所有类似的改革都必须由一位独立的检察官监督执行，他应该有权调查滥用职权现象，有权对违规者进行严格的处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通向超级资本主义的公民指南（2）
以上的这些措施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如何制定和执行这些措施呢？这一问题令我们感觉更加进退两难。只要公务员和立法者仍然依赖于那些影响力应当受到限制的公司，那么政治改革就无法进行，因为制度体系本身无法在内部进行自我修复。偶然被揭露的严重政府*案的确能引起公众的愤怒，促使立法者和政府官员作出改革制度体系的郑重承诺。但公众的怒火一旦平息下来、记忆变得模糊，这类承诺也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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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有所要求时，才会出现真正的改革。为此，公众必须明白现行制度中被掩盖着的几个真相。媒体也必须明白这些真相，并且准备在时机适宜时将这些真相传播出去。那些半真半假、虚假、扭曲的东西充斥于私营部门和公有部门的界线间，公众根本无法真正区分公司总裁和公务员角色的截然不同。这类混乱的思维影响了阻止超级资本主义凌驾于*之上的努力。
要让公众认识超级资本主义，就要指导公众提防那些将超级资本主义的负面社会后果——不论是微薄的或不断降低的工资和福利、失业增加、不平等加剧、社区衰败、全球变暖、庸俗不堪的产品，还是其他的普遍抱怨——全部归咎于公司和公司高管的政治家或宣传者。公司高管固然有责任遵守法律，也应该为所有不法行为负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期待他们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他们的职责是让消费者满意，并以此为他们的投资者赚取利润。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没有竞争对手做得好，他们就将受到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惩罚——把钱投向其他地方。
公司高管并没有设计邪恶的阴谋诡计。那些负面的社会后果是企业竞争愈演愈烈的必然结果，而竞争加剧是由于企业为了给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交易而引发的。为了达成那些交易，企业或许需要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因为在那里只需支付更低的工资就可以完成任务。企业还可以用计算机和软件代替人力，或者抑制工会。为了达成那些交易，或许需要牺牲主街上那些无法以相近的低价销售商品的小零售店；或者使某位雇主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不得不把工作外包到外国，以致失去了这位重要雇主的社区日益衰落；为了达成那些交易，企业或许需要聘用那些酬劳高如棒球明星的CEO；为了达成那些交易，或许需要以破坏地球为代价。好的交易或许必须使空气中充斥着污浊物，在电视广播中填满*和暴力，或者使我们的胃里塞满垃圾食品；那些交易或许涉及践踏海外*的问题，或者非法雇用东南亚地区的童工。只要那些交易是合法的，只要那些交易可以满足消费者和投资者，公司及其高管们就会义无反顾地从事那些交易。
公司的这些行为并不意味着是正确的，但想要证明它们存在着错误的唯一方法——阻止公司通过这些行为给消费者和投资者谋求好交易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这些行为非法化。抨击那些遵循当前游戏规则的公司是没什么道理的，如果我们希望公司按照其他的规则运转，就必须先改变规则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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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公司并不是人。公司是依照法律成立的虚拟体，实质上不过是许许多多捆绑在一起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