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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以德治国”的观念强行塞进客观记事的史书里去，终使“乱臣贼子惧”—但是，“正统”的国家观念和道德观念也于焉成型，最终形成了鲁迅所说的在“正统”和“道德”名义下的“瞒和骗”的历史，“礼教杀人”的历史。
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写过《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七十条罪状是从东周到西汉陆续加上去的，时代越近，帝辛的罪状越多。三国时曹操的耿直之士，著名的“孔融让梨”的那位孔融，对周朝横加给帝辛和妲己的罪状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孔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问“出何经典”，孔融说：“想当然耳。”（《后汉书》卷七十）虽是戏言，却入肤刻骨地揭破了自称天命所归、天道所属的周朝和圣人周公虚伪的道德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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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周幽王和褒姒（1）
周幽王十分为难：自己的这个宠妃褒姒，论容貌当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美女，可就是不爱笑，自打进宫之后，还没有见过她一展欢颜。
褒姒的身世，是中国史上第一部，也是第一流的荒诞派小说。
大概是夏朝的末代皇帝桀在位的时候，有一天有两条龙栖在院子里，说：“我们是褒国的先君。”夏桀赶紧让太史占卜，结果，杀、赶走、留下来都不吉利，吉利的是把龙的唾液收藏起来，这是龙的精气所在。于是夏桀“以简策之书告龙”，二龙离去，留下了唾液。夏桀把唾液装在匣子里，兢兢业业地珍藏起来。夏亡后，此器传给了殷；殷亡后，又传给了周。历经三代一千余年，皆视之为禁忌，无人敢打开。至周厉王末年，周厉王好奇地打开了这个匣子，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结果龙的唾液既没有蒸发，也没有凝固，遍流庭院，一发而不可收拾。周厉王万般无奈之下，找来一大群妇女裸体鼓噪，除魔驱邪。那唾液遂化作“玄鼋”（鳖），潜入后宫。一个年轻的宫女劈面遇见了这只玄鼋，像所有圣人的母亲一样，心中感应，若有所动，长到出嫁的年龄就奇怪地怀了孕，因此被囚禁。这一胎怀了四十年，直到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在位的时候，才生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婴。因为是“无夫而生子”，生得又旷日持久，宫女顶不住来自朝野的舆论压力，恐惧之下，把这个女婴随便扔到了路旁。周宣王时，国势已经衰落，国运相应地也就被奇异的事件所笼罩，甚至于有童女到处传唱着一首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桑木做成强弓，细草编成箭袋，周王国不再存在（柏杨译文）。周宣王听到后，立刻下了不准贩卖“檿弧箕服”的禁令。谁知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恰巧有一对夫妇在贩卖这两件东西，周宣王派人把他们抓起来，要砍他们的头。夫妇二人连夜逃亡，途中，恰巧在路旁看见那个宫女抛弃的女婴，正在夜啼，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二人动了怜悯之心，遂收留了这个弃婴。此后，夫妇二人一路逃亡到褒国，以卖饹为生，在褒国定居下来。那个弃婴也渐渐长大，出落得花容月貌，养父母给她取名叫褒姒—姓姒名褒。姓姒是追溯到夏朝褒国二君化龙吐涎之事，夏朝国姓为姒；名褒是为了纪念她在褒国保住了小命，获得了新生。
在《史记·周本纪》中，治史严谨的司马迁不仅罕见地记载了这件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之事，而且记载得非常详细，前因后果，不惜笔墨。此中心态大堪玩味。
此后，故事的进展迅速起来。
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继位，这位著名的亡国之君，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残暴，昏庸，淫荡，不顾百姓死活，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重用佞臣虢石甫。朝中大臣、褒国国君褒珦的劝谏之言非但不听，还将褒珦下狱治罪。褒国为了营救褒珦，遂进献美女褒姒，以赎其罪。果然，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8年），一见到褒姒的美色，周幽王就惊为天人，放了褒珦不说，还在褒姒生下儿子伯服之后，废掉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周幽王爱煞了褒姒，百般取悦美人。褒姒不爱笑，周幽王在佞臣虢石甫的撺掇之下，居然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著名“奇计”，在骊山大举烽火。待各路诸侯快马加鞭赶来勤王，才发现是一个骗局。看到诸侯们劳累、困惑继而愤怒的表情，看到山下万马奔腾、人仰马翻却无功而返的尴尬场景，褒姒毫无心肝地大笑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周幽王兀自陶醉在美人开颜的喜悦之中，哪里料得到“一笑倾国”啊—被废的申后的父亲申侯，联络缯国和西夷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再举烽火征兵的时候，屡屡受骗的诸侯再也不上当了。“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灭亡。
褒姒做了犬戎的俘虏，下落不明，但是她却替母亲，那个历周厉王、周宣王两朝，命运乖蹇的宫女复了仇，宣判了西周的死刑。褒姒不笑，并非生理性的毛病，也许是因为被弃的悲惨身世，也许是因为复仇之神的青眼相加—总之，这个故事以荒诞派小说起始，以正史记载的西周灭亡结束，真实与怪诞，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奇异的双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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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周幽王和褒姒（2）
但是太史公司马迁，在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著作中，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记载明显怪诞的故事呢？综观《史记》全书，类似的情节可说绝无仅有。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迎击匈奴，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在蚕室里立下决心：忍辱完成《史记》。
前92或93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可以想见，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辩护，必定抱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他自承的“发愤著书”，乃“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讲述往事是为了排解郁结，是为了抒发孤愤，那么，不厌其详地讲述褒姒循环复仇故事的奇异细节时，太史公一定也满怀着复仇的冲动和快意；只不过，褒姒的一笑倾国，是为了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旷世哀怨，而司马迁，是为了自己那羞耻的残疾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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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1）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指的就是像西施这样的人。
越灭吴后，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传说和历史的真实相驳诘，千年之下，聚讼纷纭。但历史总是留有有意无意的后门，官方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那时正是春秋时期，诸国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动。吴越争战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国的两个帮派借着吴越泄私愤，两国的王们倒似乎是陪衬和布景了：吴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孙武和伯嚭，越国是文种和范蠡。
卧薪尝胆的故事妇孺皆知。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