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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身体的媚术就不是始于人类的政治权力，它还有更加深远的背景和来源。它不但来自比政治更加深层的人性的底部，甚至来自人类的前身。我们要根治这种媚术，要从这种媚术中寻求解救的可能性，比我们所期望的恐怕是要难得多。
好在人性的内涵比媚术要丰富得多，生活的内容比政治要广阔得多。有时候，我们可以故意犯犯傻，不玩那个什么“媚术”了；有时候，我们可以故意偷偷懒，不理那个什么“政治”了。这时候总还有一点人生的乐子可以享受。比如，放纵一下关于“摩罗乡”的联想，玩玩“铁匠营”的绕口令，等等。正是这些“政治”和“媚术”之外的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亮色和一些诗意，人也因此而显得鲜活可爱。
我想，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岳飞们的本意，可能也不过是想活得可爱一点，诗性一点。当那并不诗性的东西光顾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没有躲避那不可躲避的东西，遂成为可敬之人。
一个人在成为可敬之前，一定是可爱的。
可敬是一种悲烈的境遇，也许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在可敬与可爱之间。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北小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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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宫】自我阉割的第一刀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统称为“士”，“士”是象形字，象形男人的生殖器。“寸”是指事字，一只手的手腕处掩着一柄小刀。“士”和“寸”组合在一起就是阉割的意思，拿刀割去男人的生殖器。因此，周朝时把阉割过的男人称为“寺人”，“寺”就是“士”和“寸”的组合字。
《左传·僖公二年》出现了有史可稽的第一个著名的“寺人”：“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齐国的寺人貂，开始在多鱼这个地方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一句记载空谷足音，奠定了这个叫“貂”的人寺人之祖的地位的同时，更指控貂是一个间谍。可惜，关于间谍的指控却仅此一句，下文再无记载，《左传》惜墨如金的简洁文风让我们错过了一个也许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
宫刑的起源很早，学者们相信，至迟到夏禹时代，宫刑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刑罚。据《周礼》记载：“夏宫辟五百。”夏朝的宫廷里有五百人施了宫刑，正说明宫刑的技术手段已足以完成大规模的惩罚。宫刑又叫“去势”，“势”同样是男人生殖器的代称。不过，宫刑是他阉，是“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参见本书《蚕室里的花朵》），而寺人貂却是自宫，自我阉割，为的是进入齐桓公的内廷。
寺人貂，又叫竖貂，竖刁，竖刀，最通行的称呼是“竖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不知道是他一出生就起了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是寺人才起的这个名字。“竖”的本义是短小，引申为童仆，又引申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貂是一种动物，生性慈悲。北极圈内的猎人捕貂，常常假装快要冻死的样子，躺在貂出没的地方。貂看到后就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猎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到了貂。历史上有很多以动物入名的人，比如董狐、阳虎、西门豹、乐羊等等，竖貂的最初命名应该与貂这种动物有关。可以想像，作为齐桓公的男宠，竖貂一定是个美男子，小白脸，他穿着用貂皮和貂毛装饰的短上衣，更显得貌美如花，更能得到齐桓公的欢心。竖貂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齐桓公，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
“竖貂”这个名字开创了两个传统：一是后世关于宦官的更加著名的称呼———阉竖，毫无疑问，这个称呼来自竖貂。是一种官职的装饰。《汉官仪》载：“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光武已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珰。”从秦朝沿袭下来的文官名中常侍，按照礼制，帽子上装饰着“银珰左貂”，汉光武帝刘秀以后，这个官职就专用宦官充任，装饰也改为“右貂金珰”。宦官充任的这个官职，吸取借鉴了竖貂的装饰灵感，从而使这一装饰固定为一种代代相袭的礼制。
【洁行】采薇的怨歌
“洗耳恭听”是典型的身体媚术：把洗干净的耳朵恭敬地倾向发言者，聆听他的每一句教诲。可是，最早的“洗耳”却不是为了“恭听”，那是真正的用清洁的水洗干净耳朵，因为耳朵被污染了。
《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讲述了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
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许由洗耳的时候，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许由洗耳，本为清洁自己受到污染的耳朵，可是没想到巢父比他还要“求洁”。清清颍水，被许由的另一种沽名钓誉玷污了。不知道许由听完巢父的嘲讽之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撩起洁净的水流。
耳朵，这一身体的生理性器官，不像眼睛，对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可以随时闭起来；耳朵无法关闭，因此也就不具备选择性。当众声嘈杂地涌入耳廓里时，耳朵只好全盘接纳，无论这声音是噪音还是悦耳的颂扬。这就给耳朵创造了取媚性倾听的机会。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可能性，巢父才对许由的洗耳行径大加嘲讽。他提出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隐居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见的“高岸深谷”中去，杜绝所有来自人道的声音涌入耳廓的一切途径。
这是一种根本的“洁”。这种“洁”的品行，与自然万物的“洁”的本性融为一体，人道无法侵入。因此庄子评价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帝王之功不过是圣人的余事，不是完身养生的根本。世俗之人，往往危及身体，弃绝养生之道，却以身殉物，人变成了物的附庸，人之道变成了取媚于物之道，岂不悲哉！
庄子此言，和巢父的境界是一致的。而洗耳的许由，由“洁”的主体，沦为了被嘲讽的对象。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历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