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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读罢中共发言人的记录稿，木然地坐在沙发上扪心自问：这怎么办呢？李宗仁毕竟是李宗仁。他认为现在是他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直接对话的时候了。他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不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不与行政院长孙科商量，毅然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但“各项条件，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惟在谈判之前，不能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再次请求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
此电发出后，震怒了溪口的蒋介石，即与孙科通话。第二天，孙科的行政院背着李宗仁全体撤到广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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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4
蒋介石在溪口又与孙科通话。
当孙科向他报告，按他的指示，行政院已在广州办公，蒋介石连声赞道：“好，好，好！”他再三嘱咐，“哲生兄，你可记着：你在南京时前前后后讲过好几次和平，现在你在广州一定要表示态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让李宗仁尝尝唱独脚戏的苦头！”
“是是！”孙科连声应诺。
蒋介石刚打完电话，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匆匆走来向他报告：“刚才李宗仁来电话，说南京军政费用均已枯竭，请总裁以剿共大局为重，拨给库存金银，以期提高士气，巩固军心……”
蒋介石狞笑道：“李宗仁说得又可怜又好听，别理他！”
蒋介石以命令的口吻对俞鸿钧说：“运台的金钞要加紧进行。”
“是，是。”俞鸿钧胆怯地忙看了蒋介石一眼，“据现在的情况，央行保管的战时没收的珠宝恐怕运不走了！”
“为什么？”蒋介石两眼盯着俞鸿钧。
俞鸿钧回道：“这些珠宝在另一个仓库，李宗仁已派人看守。”
蒋介石急问：“值多少钱？”
“最多也不过两百万美元。”在俞鸿钧的眼里，这数字算不得什么，笑着说，“万一运不走，我看就算了！”
蒋介石恨恨地说：“尽人事吧！最好让李宗仁一个铜板也摸不着！”
俞鸿钧走后，坐在一旁的蒋经国劝道：“亚伯，这样做是不是太绝情了？”蒋介石脸一沉，气愤地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对他们决不能手软！”
正说着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慌慌忙忙走进来：“报告总裁，今天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惩办战犯的声明。”边说边呈上广播记录稿。
蒋介石把记录稿往桌上一摔，恨恨地说：“无非是叫李宗仁逮捕我！”
蒋经国忙把记录稿拿过来，迅速地看了一遍。
蒋介石满脸铁青，两眼盯着儿子脸上的表情。
蒋经国看出父亲很想知道中共发言人这次声明的内容，有意装出无所谓的神气，以此冲淡父亲紧张的心情，不慌不忙地说：“还是老一套。不过前次讲话是要李宗仁立即逮捕以亚伯为首的党国军政大员；这一次的声明，似乎语气和缓些，只要李宗仁防止亚伯逃跑就行了！”
蒋介石听罢，怒不可遏，不由把手往南京方向一指，吼道：“我量他不敢！！”他立即命令俞济时：“你快给我向广州、上海挂电话，我要与孙科、邓文仪通话。”
第二天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公开反对李宗仁关于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的声明。第三天孙科又发表讲话：“现政府已迁穗办公，吾人应对过去重新检讨……###所提出之惩办战犯一节，绝对不能接受……”紧接着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发表题为《和平与战争的发展》书面谈话，也推翻了李宗仁的声明，而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与###周旋到底！”
蒋介石闻报，得意地笑了！
可李宗仁在南京痛苦极了，他仰天长叹：“这样四分五裂的烂摊子怎么和共产党和谈？共产党能相信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会有和谈诚意？”当然他很清楚孙科、邓文仪等人的背后是蒋介石。蒋介石使他调兵不应，用款不灵，连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纸空文，可恶极了！他一气之下，想把蒋介石甩掉，索性打出第三势力的旗号与中共和谈，但转念一想，在老蒋严密控制下的南京城，岂不是自讨杀身之祸！他左想右想，毫无办法，颓然地坐在那尊贵的皮转椅上两眼发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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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字路口 5（1）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陷入困境的时候，程潜为有别于南京，很想派人密去解放区，向毛泽东汇报起义决心，并请示机宜。省府顾问方叔章向程潜建议：省府卫生处长龙伯坚早年在长沙与毛泽东一同办过《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所熟识的人，可派龙以采购西药为名，经香港北上。程潜闻之大喜，当即采纳方的建议，找龙谈话，可惜龙未能成行。
春节前夕，长沙彤云密布，大雪纷飞。程潜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终日绕室彷徨。
程星龄询问原由。程潜叹道：“这些天，一直在反复思考。你上次的分析很对。虽然中共已表示愿意与南京和谈，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算盘是想实现‘划江而治’。这怎么能谈得成呢？依我看，必将重启战端。我决意坚持和平到底，另树一帜，这势必形成湖南与桂系直接对抗。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呢？我很忧虑！”程星龄安慰道：“如今颂公今非昔比，手中除了五个保安师之外，还有两个军四个师的正规部队，量李、白等人也不敢小看我们。话虽如此，颂公所虑极是，我们必须早作好准备。”
程潜点了点头，问道：“星龄，为了应付那种局面，你有何具体想法？”程星龄深思熟虑地说：“我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也正在商讨这个问题。我认为湖南的军权掌握在李默庵手里不妥。默庵虽然是信得过的，且在颂公附和李、白倡导和平时，已经公开亮相，赞成起义。如果白崇禧改辙反脸，李默庵必遭疑忌，很可能被剥去兵权，这样就很难应付将来与桂系对抗的局面，必须尽快物色一个适当的人接掌湖南的兵权，此人既能使白崇禧深信不疑，又能切实保障颂公的安全。”
程潜叹道：“要是能把子良调到湖南来就好了！”
子良就是陈明仁，与程潜同为湖南醴陵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可算是“天子门生”；但在进黄埔之前，曾在程潜担任校长的广州陆军讲武堂受过训，也是程潜的学生。北伐时东征叛逆陈炯明，他以首先奋勇登上惠州城头的功劳，曾受到蒋介石的厚赏，连升三级当了营长，一时成了黄埔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因几度冒犯了蒋介石，曾被撤职、调职，以致起落无常，比起有些晚期黄埔同学反而后来居上者，不免感到相形见绌而有些沮丧。1947年，陈明仁为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调往东北与解放军作战，以坚守四平街有功，受到蒋介石给予“青天白日勋章”的嘉奖，还组织一批美国记者去四平街阵地参观。蒋介石他这样大事张扬，目的是以四平一战制造国民党的部队既能攻又能守的假象，欺骗中外，企图得到更多的美援。哪想到那些美国记者看到有些被毁后修补起来的战壕上的胸墙，是用美援物资中的一袋袋面粉和大豆堆砌成的，甚为不满，当即向当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提出指责。与陈明仁一向有隙的陈诚，以此向蒋介石告发陈明仁。蒋介石素来宠信陈诚，于是一声令下，把陈明仁撤职。陈明仁一气之下离开东北，在南京家里索性穿起长袍，表示再也不当军人了，终日闭门不出，惟以喝酒、打牌消遣。总统府给他安了个参军名义，他从来不进衙门当差，消极苦闷，形之于色，而内心里对蒋介石愤恨达到极点。此时，桂系为夺取蒋介石的权位，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扩大桂系军事集团的实力。陈明仁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刘斐相知。刘斐，字为章，虽是湖南人，但与桂系关系极深，很得白崇禧的信任。陈明仁通过刘斐的推荐，白崇禧欣然电呈蒋介石，启用陈明仁为“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及二十九军军长，不久又升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再说程星龄一听程潜提到陈明仁，便喜形于色地说：“颂公与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应想方设法把子良调到湖南来，一则他手下有两个军，可增强我们的实力，二则他是你的学生，一向尊重你，而且他在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