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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一个受到从前的克格勃监视影响的复杂机构里生活一年半，为我的“和平”号之行作准备是一件困难的事。俄罗斯人对我并不友善。想要摆脱冷战后美苏关系的政治暗流，那些经常驱使美国宇航局作出非理性决定的因素，从不是件简单明了的事。在太空中一座快速老化的空间站里工作——与大火作斗争，在失去电力的完全漆黑的空间站里失控地翻滚，目睹一艘以每小时18000英里速度的飞船差点与我们相撞——体现了最重大的挑战。现在我实实在在地回到了地球，回想起当时，那真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特殊化只是针对那些没什么出息的人。
在我的宇航员申请表上“手工技术”部分中，我列举了“木工、制图、小型机械维修、电线连接、洒水系统安装、水泥工、使用铅锤和砌砖”。在面试时我向宇航员选拔委员会解释，其中有些技术还很粗浅，但我能够靠它们勉强过下去。
除了水泥匠与砌砖之外，其他所有的技术在“和平”号上都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两个宇航员和我三名空间站机组人员被隔绝——不仅仅是脱离——而是与地球隔绝。每当氧气发生机瘫痪——恰像它经常出现的情况——我们就得借助空间站飞船上仅有的工具与物品和我们的创造力来修理它。能力对任何事都有用。从前生活中学到的技术派上了用场。工作永无止境。
在我宇航员申请表的成就部分，我注明曾仔细阅读过《战争与和平》。面试委员会觉得这种开头很有趣，因为接下来列举着我的各种学位与军事荣誉。我只是告诉他们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且我将它从头至尾地看完了。我想他们明白我的言外之意。我努力表现的精明与幽默几乎是有预见性的。在小说中，俄罗斯人完全被拿破伦与他的军队吓倒，几乎全线崩溃全军撤退。双方都经受着俄罗斯无情的寒冬的痛苦煎熬。俄罗斯人坚持下来了，进行反击，最后取得了胜利，将拿破伦赶出了莫斯科。莫斯科一片废墟；那里的生活从此不同了。
我的毅力与我的宇航员同伴的忍耐力同样受到了考验。“和平”号里严酷的环境几乎击垮我们。面对挫败，有时甚至是死亡，我们发挥了忍受的潜力，在事故中奋起，一起工作。最后，我们胜利了。这次经历从此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
现在我给儿子们阅读很浅显的书，大多是儿童书籍，作为睡觉前的故事。我喜欢它们。它们都有一个快乐的结尾。
杰瑞·M·利宁杰
萨顿贝，密歇根
1999年5月
1。仰望苍穹
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宇航员。在这个太空角逐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又有哪个没有这样的梦想呢？
毫无疑问，我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宇航员。在这个太空角逐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又有哪个没有这样的梦想呢？
当然，作为一名底特律东部长大的年轻人，我曾经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而犹豫不决。我希望有一天成为一名牛仔，后来又想当一名消防员。然而，就在1969年7月，当我随着家人去加拿大的Ipperwash省立公园度假时，我决定将来要成为一名宇航员。那时，我仅14岁。
Ipperwash座落于休伦湖东岸。它既是一个家庭度假的胜地，同时又是加拿大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我们通常在湖边宿营。我记得那湖水即使在夏天也让人感到丝丝凉意，清澈的湖水，湛蓝的天空，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游泳，打闹，捉迷藏，这就是我在Ipperwash度过的难忘的时光。
一天，在宿营地吃完晚饭后，我和哥哥肯一起去沙滩散步。我们哥俩肚子里塞满了热狗和烤豆子。当我们沉重地将身子躺倒在沙滩上，注视着太阳照在休伦湖上的最后一丝余辉时，月
亮已经升起来了。
“真不可思议！此时正有两名宇航员在月球上。”肯说。
“是啊！简直无法想像。”我满怀敬畏地说。
我们静静地躺着，揣着深藏于男孩心底的念头，幻想着月球上的种种景象。我甚至猜想、月球上的那两名宇航员是否也在向下注视着我们这两个休伦湖边的男孩呢？
我首先打破沉默，提议回宿营地看电视节目。而当我们回到营地时，我们发现富有创意的人在野餐桌上摆了台黑白电视机，差不多有二三十人聚在一起在观看，一台汽油发电机正在为电视机提供电力。
我和肯好不容易才挤到前排，坐在沙滩上，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布兹·阿尔德林将一面美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宁静的海上。
尽管发电机发出的噪音淹没了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评论，但那一刻，我们仍可以从他的脸上读出那种与我们一样的敬畏之情。事实上，克朗凯特先生，这位我眼中的“大人”，已经是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虽然只是个14岁的孩子，我隐约感觉到了自己正在亲眼目睹一个壮举。正是这个壮举，使所有的宿营者都离开火堆，放下酒杯，聚集到电视机前。在那一瞬间，我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一名宇航员，像那两名在月球表面行走的人一样，我也要变得不平凡。
2。成为一名宇航员（上）
如果我这一生已决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飞行中去，那么在严酷的高标准的宇航员训练中，我也绝不会退缩。
现在回想起所有在那晚以后作出的决定，我不敢说每一个选择都紧紧围绕着成为宇航员这个根本目标，但这个梦想，却是始终潜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的。
我申请去美国海军学院念书，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宇航员都是从安那波利斯毕业的。而且不得不承认，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我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先于我上大学，我的父亲是一名电话接线员，赚钱供他们三人念书已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更别说再多一个我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恐怕已经负担不起又一个大学生了。所以当议员卢西恩·尼齐推荐我去安那波利斯，而父母得知他们不用为我的学费、食宿费出钱（实际上，我在安那波利斯还能拿到补助）时，决定已是显而易见的，要么去海军学院读书，要么去工作。
最初的时候，我讨厌这所“船校”。我猜想要不是被剃了个极其难看的头，没脸回家见朋友的话，一星期后我就会逃离这所学校的。但过了几个月后，我开始喜欢安那波利斯了，尤其当我发现该校学术水平是一流的时候。现在我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喜欢那些课程，但在当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说的。
除了工程学、数学、自然科学课程外，我对学习新技能也很感兴趣，如驾船、射击瞄准、星上着陆、航海等。尽管我算不上特别聪明，但我有超乎寻常的求知欲，求知欲是最伟大的驱动力。通过严于律己，我在一流教官的指导下学会了一技之长，并且学术上也搞得不错。一年以后，我凭借基本无过失的记录和全优的成绩，和其他19名海军学校见习生一起被选拔去学习一门新开发的专业——生物科学。
这样，我们除了学习安那波利斯规定的普通工程学课程外，又要学习医学预科的课程。如果学习这一专业的学生能被医学学校录取，毕业后海军总部就直接派遣他到该校就读。
三年以后，即1977年6月，我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我兴奋地将帽子抛向天空中，然后佩上海军少尉的肩章，昂首阔步前往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医学分校。
现在，我的名字正常写为：杰瑞·迈克·利宁杰，医学博士，系统管理科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哲学博士。修完医学学位以后，我继续攻读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而自我的“和平”号飞行生涯开始以后，我被三所不同的大学分别授予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总被称作“博士，博士，博士。”但我本人更喜欢被称作“杰瑞”。
每当有人拿我取得的学位数目开玩笑时，我就会这么回答：我学得太慢了，所以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学，直到学会为止。随后，他们的评论总是千篇一律：“你脑子里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都肯定已经被塞满了。”我反驳道：“任何人都不应低估大脑的实力，退一步说，就算整个脑子都被占满了，人们总还可以采取‘覆盖’的办法。”
求知欲总是占上风，我对此总是束手无策，这似乎是个难以驾驭的特性。我绝不是一个杂耍演员，我承认我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但我从不在皮带上别着一个计算尺或计算器，我实际上更像一名纯真的少年。美国国家宇航局在我的档案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