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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亲，她于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亲，于1973年去世。没有两位老人，这个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两位老人，我们两个都不会这么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们。
苏：你们聊天吗？
李：有时也聊，偶尔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书，也会说一说文学、艺术。
苏：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或是出席公众活动？
李：我没有跟他出访过，在退居二线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去的。访问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看了看，带回了一些样品，收获很大。当时我们正在做化纤的项目。
我没陪耀邦出席过公众活动，主要是我的工作忙，总觉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线后因为身体浴颍畲胰ス惶四暇Ａ硗饩褪歉葜醒氲囊饧渭庸淮瓮馐禄疃�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礼尚往来嘛，他们在1983年曾在东京设家宴招待过耀邦。后来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茑子带信给我，和我叙旧，表示慰问。我为了感谢中曾根康弘夫妇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为纪念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买了一幅湘绣，题了几个字作为礼品，托友人赠给中曾根茑子。
2005年11月，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还写信给我，表达他对耀邦的怀念，我感谢他们对这段友谊的珍视。
苏：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参加到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您这么热爱纺织事业！您的孩子们和同事都说，晚上9点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单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线，您就尽Ｗ≡诘ノ弧�
李：呵呵，瞎胡闹。
苏：我听说您现在晚上还做梦，说要赶紧的，参加会议去，不然要迟到了。
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3＇ 给吵醒了。
布票不知道给恕�
苏：1978年那时候，还发布票吧。
李：是的。其实呀，我不知道布票是怎么发的，布票也不知道给恕恕５比徊计笨隙ǚ⒏伊耍皇俏也辉趺垂芗依锏氖拢膊恢谰咛甯怂…。听我家的工作人员说，都给了老家的人，主要是耀邦湖南老家的人。
苏：那时候的布票可是好东西呀。那您自己的衣服怎么置办？
李：咳，这无所谓的。那时候也不讲究，反正有衣服穿就行。
苏：您都穿什么呢？
李：我的衣服一般都是我母亲做的，连我穿的棉鞋都是我母亲做的，还有棉袄、对襟衣服呀，我母亲很勤俭，很能干。那时候，我们都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嘛。 。。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4）
苏：我听说有一年，胡耀邦同志都当总书记了，1983年还是1984年，您还去改衣服。
李：哦，好像是去国棉一厂请陈师傅，陈师傅是瘸子，但手艺很好，我请他用耀邦的衣服给我改了两三套衣服。我穿了有一段时间。前几年送人了。
苏：这么一算，穿了20多年啊。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是1973年，那时我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副书记，分管生产。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急着用钱，家里没多少积蓄，只好找单位借钱。我找到同事多年的财务处长柯鉴明，我向他说我借钱，他以为我开玩笑，说：“借啥钱，报项目就有钱。” 我说我是私人借钱，家里急用。他起初不相信，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大官家里怎么会没钱呐。事实是耀邦爱看书，又好交朋友，家里人也多，没事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凑合着够花，但家里确实没多少积蓄。后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很热情，说要为我写申请，申请家庭生活困难补助。我想，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最后借了单位互助金700块，年底还清了。
苏：您存折里一般有多少钱呀？
李：没多少，最多三四百。有一年，我的存折找不着了，这可是我唯一的存款呀。我只好拿着纺织局党委开的证明去银行挂失，存折里有400块钱，家用够花一阵子的。给我办理挂失的银行工作人员还不信我是李昭呢。
苏：哪一年的事？
李：好像是1982年。
苏：那时候您都是总书记夫人了，换了我，我也不信，您才这么点钱。
李：400块钱可不少，当初还救过一个小孩子的急。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也刚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王金锐同志受了批斗，生活很困难，他6岁的小女儿又得了急性肾炎，必须住院。我们积蓄不多，就把仅有的400块钱给了王金锐，让他赶紧送孩子住院治疗。孩子后来病好了，王金锐领着孩子来看我们。耀邦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恕欣眩匦囊幌率怯Ω玫模惶嵴庑！币钊ナ酪院螅踅鹑裼执⒆永纯次遥苁嵌院⒆铀担骸笆呛⒗钅棠贪镏四悖蝗唬阋残砘畈坏浇裉欤阌涝恫荒芡呛⒗钅棠獭！蔽掖蚨纤幕埃灰偬嵴庑灰⒆由辖钤谔熘橐簿透咝肆恕�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浴颉�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5＇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 。。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5）
苏：我看到一组数据，1978、1979年，北京市对那些浴衔蘩丛础⒉肺尴贰⒅柿看巍⒑哪芨摺⒊て诳魉鸬钠笠担屑苹⒂胁街璧亟懈牟⒆⒌髡⒑喜ⅲ狈⒄谷嗣袢粘Ｉ钣闷返纳Ｕ獯喂ひ档髡跸猿尚В�1979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增长速度（轻工业增长，重工业增长9％）。
李：轻工业一抓就有效。1981年，有些地方开始部分取消布票，有些地方从人均每年一张布票涨到两张布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