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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驾驶室走出来，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汪精卫一伙才感到虚惊一场。
当天下午，飞机徐徐降落在昆明机场，汪精卫往下一看，又是吓了一跳，机场上排列着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首的各厅、署、局长们一大堆都在下面等候。龙云此举，无非是想讨汪精卫欢喜，但汪精卫做贼心虚，生怕人多耳目多，张扬出去，使阴谋过早败露，于是佯称“因飞机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身体不适，不能见客。下飞机后，一头钻进小车，抛下大批欢迎的人士，急急驶往龙云为他安排的高级别墅。
溜出了重庆，汪精卫心中舒了一口气，但他知道昆明决非久留之地，蒋介石的特务在这里势力很大，万一被他们盯住，那就不容易出去了。于是，汪精卫便向龙云摊牌，他以政治无赖的口吻说：“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重庆，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一大功。不然，你就马上送我到河内。”龙云由于多年来与蒋介石有矛盾，他不想去立这个功，于是满口答应，将汪精卫送出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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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奸汪精卫（2）
12月19日，汪精卫一伙乘坐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
往河内。
汪精卫一伙逃到河内后，住在市内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朱培德公馆。这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此时虽是隆冬季节，但这座南方城市却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梧桐掩映，景色如春。在汪精卫所住的地方，日本人为他们设立了特别警戒，汪精卫总算从紧张中解脱出来。他望着窗外精致的小花园，不禁长长嘘了一口气。
汪精卫刚到河内，日本首相近卫就迫不及待地于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承认伪满洲国、###防共、经济提携三条对华原则。汪精卫立即予以响应，并于29日，在香港《华南日报》上公开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从此，汪精卫终于堕落成一个汉奸卖国贼，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叛国后，蒋介石曾命戴笠派人到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未能成功，汪的死党曾仲鸣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虽然侥幸不死，却受了很大惊吓，感到危机四伏，
随时都有丢命的危险，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受日本侵略者之命，离开河内到上海去组织傀儡政府。当汪精卫乘坐的日本轮船“北光丸”行进在茫茫大海上时，这个大汉奸的心情十分不好。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卖身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却不知此去上海，日本人能否重用他，瞻望前途，颇感渺茫。想当初，青年汪精卫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时，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是何等的激昂，何等的豪壮，可如今去当汉奸，又是何等的寂寞，何等的凄凉。面对风声、涛声交相鸣奏的大海，他感慨系之，不禁铺纸挥笔，写了一首诗：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
检点平生未尽心。
汪精卫的这首诗，半是怀旧的回音，半是穷途的哀鸣，半是汉奸的辩解，半是叛徒的自白。华丽的辞句下，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谬论，把一个做了汉奸而又没坐稳的卖国贼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汪精卫颠颠簸簸，从河内到达上海后，便与北方的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紧密磋商，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准备。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等人乘机飞往日本，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在取得日本的支持后回国，加紧了组建伪中央政府的步伐。
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伪中央党部，以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宣布以“和平###建国”为投敌卖国的纲领。伪中央的成立，为汪精卫上台作伪国民政府主席制造了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
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春风得意，率伪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汪精卫在就职典礼上宣读了所谓的《还都宣言》，声称：本政府为全国“惟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与日本要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凡属一般将士，“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期待命”。
汪伪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产物，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汪精卫自以为他的伪政权“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中国人民掀起的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的上海，北平等地，先后发生了学生罢课游行的运动；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100多名汉奸名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全国到处都是讨汪的滚滚激流。
大汉奸汪精卫（3）
汪精卫当上第一号大汉奸，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叛国投敌，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卖国贼，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其次，日本侵略者虽然支持他建立伪政权，但为了还要拉拢蒋介石，一再推迟成立伪政府的日期；伪政权成立后，又迟迟不予承认，在日本主子不赏脸的情况下，汪精卫无法向
中国人民进行欺骗。想到这些，他内心总是闷闷不乐、郁郁不展。
1940年11月4日，汪精卫以伪政府“行政院长”身份，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这一天，他穿了一套漂亮的礼服，当日方大使阿部行将到达之前，他呆呆地站在中央礼堂前的石阶上等候。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远处缭绕在紫金山上的白云，想到自己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充当汉奸，但日本主子依然不信任自己，迟到现在才勉强搞了个《中日基本关系协定》，而且只派个大使和他签字，甚至这个大使还迟迟不来，让他在这儿痴痴等待。他想到这里，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眼眶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往下直流。突然，他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扯，用力地拉，然后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哼哼”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的确，汪精卫为了替日本人卖命，劳碌奔波，心力交瘁，却不能得到主子的欣赏，他不能不感到委屈，自怨自艾。
精神上的苦痛，身体上的劳累，再加上他1935年南京遇刺后子弹尚留在体内，本身又患有糖尿病，这些创伤交织在一起，使汪精卫的身体日益衰弱。
1944年元旦，汪精卫清早起来，便觉身体十分不舒服，接连两天，都是如此，这才引起他的注意。4日晚，汪精卫请来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诺尔通过初步的诊断及观察汪的行色，认为有癌症现象的可能。汪精卫却不以为然，又过了两天，他感觉到腰部以下逐渐麻痹，并不时伴有高烧，由于病源不明，诺尔也不好对症下药，这样，就拖了下来。
到了2月，汪精卫病情继续发展，呈严重趋势。正好，他夫人陈璧君也患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到南京为她治病。黑川为陈璧君治病时，顺便为汪精卫进行了诊断，认为汪精卫病情已到了十分危险的阶段，必须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结果，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3月3日，汪精卫带着老婆陈璧君及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随从等多人乘机来到日本的名古屋。这时，太平洋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名古屋是日本的工业城市，不时遭到盟军的空袭。为了保证汪精卫的安全，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之前，由日军出面，在给汪预备的病室外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同时，日本政府还组织日本外科、内科、整形外科、放射科的一流权威医生汇集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治病。
汪精卫到达日本后，名古屋帝大医院将住院大楼四楼的一间特别室让出来供汪精卫治病、居住之用。这间特别室相当宽敞，有卧室、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