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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到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转重，虽经香港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
6月30日，章士钊病情恶化，持续高烧，渐不能言语。老人自知难以生还，他示意家人拿来笔和纸，然后伸出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便处于昏迷状态。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章士钊逝世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国民党的###，表示要继续老人未竟的事业，早日促成祖国统一。
章士钊的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对章士钊最恰当的评价，也是章士钊内心最真情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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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1）
1945年8月的一个下午，盛夏的昆明显得比往年燥热，街上行人很少，马路上树枝一动也不动，整座城市似乎没有多大生气。这时，一辆黑色小轿车驰进昆明市三节桥靖国新村，在一座造型典雅的小洋楼前停下，车门启开，走出一个身材魁梧、具有军人气质的男子，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军事家杨杰。
杨杰健步走进小洋楼，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他似乎有些疲倦，靠在沙发上半晌没说话，随员劝他去洗个澡，好上床休息，但他拒绝了。一会儿，他上楼进了卧室，推开窗户，顿时被眼前秀丽的景色迷住了，从这里可以看见远处叠翠的西山以及市内座座红楼。窗下，是一个别致的花园，有假山、绿树、青草、红花，红绿相映，争奇斗艳。杨杰一时倦意全无。他是云南大理人，一进昆明，便感到家乡的温暖、可爱，现在，他更像天外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分外亲切。多少年来，在外南北驱驰的种种艰辛，一齐涌到了心头，……
1907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刚刚考上云南陆军武备学堂不久的杨杰，因其学业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北洋军官学堂深造，他便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而北上保定。在保定军校，他刻苦学习，认真训练，深得校方赞赏。1911年春，杨杰东渡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于这一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3年，杨杰学成归国，入滇军服务。先任步兵团长，很快升任旅长，并率部入川，任重庆卫戍司令官兼重庆道尹，不久任四川政务厅长、重庆警察厅长，升任陆军少将。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他积极参战，在蔡锷领导的护国军中，任第五混成支队长、军参谋长和第一纵队司令。
护国战争结束后，杨杰已升为陆军中将，并被任命为北京大总统府军事谘议兼陆军部顾问。但他深感自己军事知识还很欠缺，毅然放弃中将头衔，再次东渡日本，入陆军大学学习。在陆大四年学习中，他足不出户，闭门钻研，努力学习中外战争史及有关历史、地理、战略、战术等方面知识，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24年，杨杰回到梦魂萦绕的祖国，但此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杨杰内心十分痛苦。北伐战争开始后，杨杰即到南方投奔蒋介石，参加国民革命军，先后担任军长、总指挥、总参谋长等职。南京政府成立后，杨杰指挥龙潭战役，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后又参与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混战，多次取得胜利，因此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赞赏。1934年，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又出任陆军大学校长。
“九一八”事变后，杨杰力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当日本侵略者向华北进犯时，身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兼华北第11军团总指挥的杨杰，指挥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赢得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赞扬。但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杨杰对蒋逐渐失望，一气之下，远走欧洲，考察军事。抗战开始后，杨杰任军令部次长、中将加上将衔，他多次向蒋提出对日作战计划，因他的主张与蒋的政策相去甚远，没被蒋介石采纳。再加他在短期内屡屡升迁，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权贵嫉视，他的性格爽直，又不肯曲意迎合，许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诬陷他，所以，杨杰逐渐为蒋介石所冷落。
1938年，杨杰出任驻苏联大使，他为争取苏联对华支援作了很多努力，也颇有成效但由于他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评价客观，引起国民党内亲美派的不满，1941年被免职回国。回国后，他仅只保留了军事委员会顾问头衔，没有任何职务。杨杰郁郁不展，闲居重庆，一头扎进军事国防理论的研究中，先后写下了《孙武子》、《苏联的国防政策》等书，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杨杰的主张，深得国民党内正直人士的赞成。这一时期，程潜、冯玉祥、邓锡候、刘文辉、卢汉、李济深，杜建时等人常来他家，一起议论时政，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此时，杨与中共南方局有了联系，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下，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等人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于杨杰曾是陆大校长，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的言论在国民党党、政、军界都有很大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不安，逐步发展为对他产生戒备与仇恨。这样，特务对他的监视一天天严密，跟踪也一天天加紧。杨杰在重庆无法活动，便借口养病，回到老家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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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高参杨杰（2）
这一幕幕往事，对杨杰来说，是如此亲切，又如此辛酸。他不禁想起明朝大将戚继光的诗句：“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身”，自己一心一意为蒋介石效力，却落得没有容身之地的下场。只有家乡，对自己永远敞开着胸怀，这一回来，他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他决心在家乡组织进步势力，使云南形成一个反蒋的基地。想到这些，望着窗外如画的景色，他舒心地笑了。
抗战胜利后的昆明，民主空气异常活跃，无论是民主党派，或是地方实力派，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十分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特别是战后，蒋介石自持实力强大，公然违背全国人民意志，发动内战，更为昆明各界人士普遍反对。这里的民主人士经常举行“星五聚餐会”、“丙戌聚餐会”等等，进行反蒋串连。杨杰回昆明后，经常参加这些活功，向各界人士进行反蒋宣传。
杨杰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时，卢汉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他一方面看到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想为自己留条退路，因此对中共云南的地方组织表示亲近，允许昆明报刊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及新华社的新闻、评论等；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是否真能打败蒋介石还有疑虑，同时又畏惧蒋介石的狠毒，因此对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又敬而远之。
杨杰到昆明后，首先去拜访了卢汉。卢汉十分客气，他佩服杨的学识与军事才华，但又怕与杨交往而引来麻烦，因此只限于礼节上的应酬，而不愿与杨杰交心。杨杰并不灰心，他利用与卢汉同为云南老乡的关系，再次造访，与卢汉坦诚交谈。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国共两党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一席话说得卢汉心悦诚服，以后，他主动邀请杨杰到家里密谈，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白天谈了，晚上再接着谈，越谈越投机，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是江河日下，难以挽回。这些使杨杰深受鼓舞，他活动频繁，到处演讲，深得各界欢迎。8月1日，昆明报界请他演讲，他欣然赴会。演讲会上，杨杰快言快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