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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1）
1924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军阀迅速溃败。此后，北方政情大变，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三派联合执掌中央政权而又互相争夺的局面。冯玉祥等受革命潮流的影响，打电报给南方政府的孙中山，邀请他到北京共商国是，为了尽快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离粤北上。
12月31日，古老的北京寒凝大地，凛烈的朔风卷地而起，灰暗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向城头紧紧压来。可是，在前门车站，却挤满了欢迎孙中山的人群，数不清的学生、民众，人人手执一面小旗，在这些红色、绿色的小旗上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车站塔楼上，有两条巨幅标语，一条写着“北京各团体欢迎孙中山先生”，另一条写着“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朔风中飞舞鼓荡，似乎要刺破这压城的乌云。孙中山到达天津时，病情已日见严重，虽然休息了二十多天，却总不见好转，他解决国事心切，不顾大家的劝阻，仍然扶病进京。
当列车缓缓驶入北京时，孙中山面色蜡黄，形容憔悴，平静地躺在卧铺上。负责保卫的是冯玉祥的代表、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他见孙中山病体虚弱，怕受不了车站的拥挤，便劝说孙中山在永定门下车，等回去休息后再见民众。可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于是，列车继续向前门驶去。前门车站到了，黑压压的欢迎人群一见列车进站，就像变魔术一般，霎时全场安
静，秩序井然，人们严肃恭敬地站成两排，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偌大个车站，只听见列车的喘息声与欢迎标语、旗帜在风中的猎猎作响声。这时，孙中山振作精神，从卧铺上起来，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偕夫人宋庆龄缓步下车，徐徐走过欢迎的行列，他面带微笑，不时招手向群众答礼，感谢他们的盛情欢迎。由于他病体难支，未能对热情的群众发表讲话，只是散发了已印好的简短的书面谈话材料，随后坐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驶往北京饭店。孙中山的到来，给严寒的北京古城带来了阵阵春意，人们欢呼着、沸腾着，也希望着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的新中国尽快出现。
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的元旦，他早早就醒了，但精神极差，便没有起床，躺在床上看书。
中午12时，段祺瑞派他的儿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来北京饭店，说是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不得不强打精神，亲自到客厅与之应酬，他告诉两位使者，说自己病体未愈，暂不能多为劳顿，大约需过十几天后，才能够与段祺瑞晤面。段、梁两人诺诺称是，转告了段祺瑞的新年问候，并虚情假意地请孙中山多多保重身体，一会儿便告辞了。为表示答礼，孙中山也派汪精卫到段祺瑞那儿贺年。表面上，双方礼尚往来，温情脉脉，实际上，段祺瑞已在暗中玩弄阴谋，企图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孙中山一眼看出段祺瑞一切“盛情招待”不过是表面敷衍，因此，他命汪精卫出面辞谢段的招待。汪奉命后，即致函梁鸿志，表示：“顷奉中山先生面谕，此次来京，承执政盛意，预备行馆，招待殷渥，至深铭感！惟念国事艰难，库款拮据，受此厚贶，心甚不安，特命弟转达座右，敬祈向执政深致谢意，并请自今日始，所有行馆内一切膳食、零用及汽车等项，概由敝处自备，不必仰劳招待。”委婉地辞谢了段祺瑞的招待。
果不出孙中山所料，段祺瑞的一切甜言蜜语，殷情盛意都是假的。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段祺瑞就发表致外国使团书，说什么“外崇国信”，就是要尊重历年来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此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现在公开扯下假面具，提出要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来解决国事，以此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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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2）
按照段祺瑞公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出席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由执政府指派的军阀、土匪、买办、土豪、劣绅等，甚至连炮轰总统府、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的名字也列上了，而人民团体的代表，则一个也不能参加。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怒，他当着段祺瑞的两位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正气凛然的孙中山面前，叶、许两人不敢出声，好久，才讷讷地劝孙中山不要太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孙中山更是火冒三丈，他一下子站立起来，气恨恨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叶、许两人吓得再也不敢说话，只好十分尴尬地离去。这时，国民党中有些右派人物劝孙中山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段祺瑞合作，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定，他断然拒绝向段妥协。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批评了“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提出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之决定权，应由国民大会行使。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一意孤行，于2月1日悍然召开“善后会议”。
面对段祺瑞的凶焰，孙中山毫不退让，指示中国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国民党当即发出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北洋军阀的面目看得更清了。
孙中山到达北京后，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1月25日，病势转危，于是大家商议，将孙中山送往设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俄国医院就医，孙中山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进东交民巷！”这样，拖到26日，才送协和医院诊治。医生检查后，决定当日下午施行手术。静悄悄的手术室里，孙科、孔祥照、宋子文、汪精卫、鲍罗廷守候在旁边，大家心里惴惴不安，又是紧张，又是担忧，谁都没有讲话。孙中山见大家如此，便笑了，说：“不要紧的。”然后乐观而坚定地对医生说：“开刀吧，我不怕痛。”于是，一场关系到孙中山生命，也关系到中国革命安危的手术有条不紊地开始了。
腹腔打开，大家都惊呆了，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下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医生从肝脏上取出小块组织，立即将腹腔缝合，化验结果表明，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孙中山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晚上，病房里静静的，在乳白的灯光下显得祥和而又神秘。病床边，那张熟悉的脸，是他的夫人宋庆龄，正坐在那里默默垂泪。
“达龄！”孙中山轻轻地呼唤妻子。宋庆龄听见叫声，见孙中山已醒来，一阵欣喜，连忙擦干眼泪，换上笑脸，她已经守在床边二十五个小时没有合眼了。看着年轻妻子憔悴的面容，孙中山心中涌起阵阵怜爱。自从1915年他们结婚后，十年来，宋庆龄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南北驱驰，时而谋略国内，时而流亡海外，时而是人言的飞短流长，时而是战争的炮火硝烟……吃尽了种种苦头。每在困难与危险关头，宋庆龄都给他以坚定的支持与柔情的抚慰。
想到这些，孙中山对妻子充满了深深的爱和无限的感激之情，现在看到妻子为自己的病伤心，内心如刀绞箭穿一般，他轻轻地安慰道：“达龄，你不用悲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一说，宋庆龄再也忍不住了，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泉水般往外涌流，她痛哭着，大声说：“我一切都不爱，只爱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