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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认为是他老人家咎由自取，属于活该的了。
不过，此人感觉好，而且总好，特别封了汉寿亭侯以后，就渐渐地感觉错位了，到独挑大梁，驻守荆州时，已到了目中无人的程度。感觉错位，是件别人看来可笑，而对他本人，则是可怕的事情。要是关老爷有些许的清醒，也不至于走麦城，身首异处了。
《三国志》载：“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按《三国演义》的写法，关羽攻樊，是诸葛亮用来分化曹操联吴攻蜀的计谋。但在单刀赴会后的关羽，鉴于荆州暂保无虞，而西线的节节进展，使他黯然失色，这对他来讲，是不能宁耐的。所以，他是急于想立功斩将，夺城略地，与张、赵、马、黄一赛高低的。
在这种骄躁情绪支配下，拒婚孙权，激怒东吴；谢爵辞封，目中无人；罚糜惩傅，遗患一方，任命潘濬，所用非人。以及对于吕蒙称病的失察，对于陆逊谦卑的得意，小看东吴以及不提防，这一连串的失误，埋下了日后败师的种子。而这一切，是在毫无制衡和约束的情况下，关羽独自任性而为的结果。
因为如果诸葛亮让他离荆攻樊，而不派员代领牧守，以防吴之乘间偷袭，则非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了。但若果然委任赵云（那是最恰当的人选）或其他人，来荆州接替，那也不是充分了解关羽的诸葛亮了。对这位自我独尊的将领来说，孔明不会派谁来的，也许那将是更坏的结局。
若无襄阳大捷，吓得曹操迁都，胜利冲昏头脑，也许还不至于最后的惨败。大胜以后大败，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的。
关羽失败的根源，就在这个错位上。刘备自称汉中王，封他为五虎上将之首，他火了，拒不接印。表面上他是不愿与黄忠老卒为伍，其实，他不能忍受的，是把他与别人平等看待。其实，他未必不想，刘备为汉中王，他镇守荆州，至少也该有个“亚王”名号才是。直到费诗说“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这句话，才心满意足，费诗当然是哄他，但也看透了他的这种错位的感觉。
孙权为了联姻，派诸葛瑾来说亲，两家结秦晋之好。成不成，在于两相情愿，即使交易不成，人情还在，不至于关羽如此勃然大怒，竟说出“虎女安肯嫁犬子”这句话，还要砍媒人的脑袋，就没有任何道理了。连曹操都说过“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他和孙权正在较量中为敌时，怀着敬佩之情说这番话的。此时，吴蜀尚是盟友，即使敌国，也不能如此倨傲狂妄。分明是在恶化气氛，使得本不巩固的联盟，走向瓦解。
看来他所表态的“军师所言，当铭肺腑”的话，纯系一派虚词。诸葛亮的联吴拒曹大计，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反映了他内心中的自诩自大之情。一个本来的推车亡命之徒，在当时很在乎士族门阀地位的社会里，关羽不把孙权这个江东豪族，放在眼里；也不把吴蜀联盟，视作蜀国的生命线，感情用事，自我膨胀，头脑发热，若不是暴发户的小人得志，便是相信自己高人一等的非凡狂妄。一个人错位到如此地步，大概是不可救药了。
所以，他在荆州之役中，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蛮横跋扈，不纳人言，便是最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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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的关羽（2）
骄兵必败，这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道理。但是，包括英明统帅，三军首领，沙场老将，无敌勇士，也难免事到临头犯糊涂。知道不应该骄傲，仍恶习不改，甚至明知错了，错也要错下去。
人若是陷入了错位误区里，失去常智不说，还会失去常识，这就是偏执情绪，逆反心理在作祟了，于是出现一系列的判断失误。最后，甚至自己也明白，是错了，可情绪还退不出这个误区，再加上中国人的面子，为维护这份可怜的尊严，执迷不悟往死路上走，十匹马也拉不回头，只有错到彻底失败为止。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绝迹的。
关羽太小看东吴了，吕蒙称病，他不信有假；陆逊谦卑，他不信有诈；荆州失陷，他不信其真；糜、孟背叛，他不信其事。就只相信他自己，这是所有错位的人的通病。
他得襄阳，回师荆州，犹不晚也。攻樊城不下，迅速撤兵，也仍旧来得及的。荆州已失，不图收复，另谋去处，也未必全军覆灭。及至兵败麦城，突围路线要顺依人意的话，不至于身亡……悲剧总是自己造成的。
一个老百姓，纵使因骄致败，只不过祸及其身，再大，祸及其家，仅此而已。一军之帅的因骄致败，则是万千首级落地的事，而一国之君的因骄致败，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的事例，其实并不鲜见。
关羽之死（1）
关羽之死，是《三国演义》精心经营的篇章。
当罗贯中执笔写这部演义时，由于民间文学的传播，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关羽已经成帝成圣，所以极尽渲染之能事。等到毛宗岗父子评点整理成现在流行的这个本子时，更是不遗余力。篇幅之长，回肠荡气，《三国演义》中任何一个人物的死，也没有像他这样着力描写的。
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名将晚谬》里写过：“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擒，以败大事。”完全是骄兵必败的结果。但捉住关羽的孙权，竟想诱降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这就说明孙权识见差焉！
他不了解当初曹操能使关羽降，而现在他孙权则不能使羽降。因为当时魏能打出汉献帝的招牌，而吴却没有。投降者也有其符合自身尊严的选择，宁降与龙虎，也不甘降于等而下之者。而且曹操能在建安五年使关羽降，此刻，无论曹操、孙权都无计可施。何也？关羽二十年前，只是一员战将，降汉而不降曹，暂屈以图别计。现在，他是天下瞩目的一方主帅，诛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义释华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的汉寿亭侯，赫赫扬扬，功勋卓著，把曹操吓得差点迁都的人物。这个光辉形象，他自己也不会玷污的了。
后来，孙权悟过来了，把关羽杀了。然后，在庆功会上，战败关羽的吴大将吕蒙，突然被关羽的亡灵附身，七窍流血而亡。他虽能打败关羽，但关羽的报复，是通过死后的亡灵，最后使这个胜利者死得更惨。关羽之死的描绘，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善恶报应的传统文化心理。
善良之被欺凌，正直之被屈辱，君子被小人嬉弄，忠臣被奸佞陷害，这类恶行占据上风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好人不得好报，正义无法伸张，坏人永远得志，良民总是遭殃，好像是一种永远也喘不过气来的常态。人们对于国贼民奸，暴君昏臣，屠夫恶棍，歹徒劫匪的蹂躏折磨，既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寄托于阴间，寄托于西天极乐世界，因为那里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是神和鬼在统治着的，至少不像人间这样恶行不受责罚的世界。
这种宗教宣扬的报应和轮回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特别地有市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谁都逃不了死，作恶必自毙。最后，坏人在十八层地狱里受到惩处，升不了天，哪怕投胎也只能投到母猪肚子里，被人宰了吃。这就成了受尽欺侮的，求告无门的，不敢反抗的，无可奈何的弱者们一剂最佳的自我安慰的精神良药。所以，马克思学说认为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毒害人们的反抗压迫之心，抑制人们奋起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于是这种梦代替了实实在在的报复，无数人和无数次的这种梦的臆想，化为言之凿凿的事实。生前是弱者，死后化为复仇的厉鬼，活着谁都可以欺侮，但一死就可成仙成神去报仇伸冤。所以像关羽这样的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杰，竟被吕蒙设计败走了麦城，那么更是要让他成为使恶人闻之魂飞胆丧的天神。
而且，残害的对象越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