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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因此，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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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唯才是举（2）
另一位年轻的谋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击败袁绍，击败袁谭，袁尚、袁熙西遁乌桓蹋顿以后，力主乘胜追击，为统一北方，作出了杰出贡献。所谓“智士劳心”，就是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不定，变化不已的局面，作出攻守得当，进退适宜的决策，而且应该能够高瞻远瞩，在看到今天的同时，看到明天和后天，来作出与现在相衔接，而又与未来相吻配的正确决断。
当时，曹操部下对郭嘉的谋略，不以为然，是有争论的。认为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讨袁胜利之后，挥师南下，图刘表荆襄之地，不失为佳计良策。因为袁绍败后，唯刘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倒有可能受到刘表、刘备袭击之虞。这种忧虑，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郭嘉却敢于悖众出言，建议大军西征乌桓，置刘表于不顾，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也难怪只有曹操才能赏识。他说：“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因为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更不用说实现越江而下，囊括江东、荆襄、巴蜀的宏图了。然而，对于刘表会不会派刘备乘虚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说：“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他是掌握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就叫胆略了。
郭嘉敢提出来，曹操敢于拍板，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智士能用，在于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发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实的。
三国时期，像这样有远谋高见的智士，并非只是曹操帐下的荀彧郭嘉两位，甚至在袁绍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谋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优柔寡断，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
所以，更关键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应有报偿的曹操式的决策者。韩愈悲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毛泽东同志讲，“路线确定以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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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南阳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确实也无其他了。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老百姓，也看不到一个有具体面目的士兵。甚至人类的另一半，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中，除了貂蝉是着力描写者以外，其余像蔡夫人、孙夫人，乃至大乔小乔，笔墨都是微乎其微的。全书以很大的篇幅写战争，那是“将”的事；同样，以很大的篇幅写权谋，那是“相”的事。
在所有的这些谋士中，最出类拔萃的，最典范的，最不朽的相，莫过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隐居在南阳卧龙岗，自比管仲、乐毅，有经天纬地之才，所有认识他，知道他，了解他的人，无不承认不及他的万一，把他看成是周之吕望，汉之张良。这样一个众望所归的智士，为什么过着表面上看来是出世的生活？
当时，天下纷争，群雄竞起，正是汉王朝所谓气数已尽以后统一局面的结束，分化瓦解的开始，因此，合后之分，是一种必然，治后之乱，也是一种必然。《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眼人看得出，在新一轮“分”的角逐中，若不经过长期而反复的，严峻而痛苦的较量，争斗、火并、厮杀，一个能够领袖群伦、重新构筑“合”的人物，是产生不出来的。诸葛亮站在旋涡外，有他自己的思考，即使有济世良才，能力挽狂澜吗？在他回答徐庶说的话中：“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表明了他对无望中挣扎的拒绝心理，正是这份清醒，才能有“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的潇洒。
汉末的党锢之祸，其实就是一次大规模的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大批有才有智之士，报国为民之流，杀的杀，关的关，余下的，不是放逐，就是远遁，即或侥幸能在长安居住者，也是永不叙用。
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有着如同母体脐带相连似的，息息相关的命运。所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心灵中，一份永远推拭不掉的沉重负担。于是，干预也好，隐遁也好，便有每个人自己的表示关注的方式，入世，是一种关注，出世，也未必不是一种关注。诸葛亮身在茅庐，心系寰内。虽耕读自娱，但诗中“改尽江山旧”的情怀抒发，说明世间的一切，仍时刻萦系在他脑海之中的。
诸葛亮不想入世，诸葛亮的朋友也不赞成他入世。他知道，他朋友也知道，他入世未必于世有补，不得其时，徒费心力的悲剧在等待着他。可他终于难逃这种忧国忧民的心狱，还是走出了南阳诸葛庐。
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诸葛亮之憾（1）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个伟人。他的几乎毫无瑕疵的人格力量，他的隆中决策理论，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功绩，他在刘备死后辅佐阿斗的忠心耿耿，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榜样。
但是，从他的治国实践的不完全成功的结果来看，即使是伟人，恐怕也是要打个折扣的。
我们通常喜欢用“伟大”这个词，或再加上“英明”、“正确”，来对一位领袖表示崇敬。其实，所谓的“伟大、英明、正确”，准确地说，是指其某项决策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