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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做明君（1）
哀帝刘欣是成帝看好的接班人。
成帝的本意是想把皇位传给弟弟刘康，但他却不幸死在了自己的前面，于是便把他的儿子刘欣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除了刘康外，还有一位皇位候选人，是成帝最小的弟弟，元帝冯昭仪的儿子，冯野王的外甥，中山王刘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显然并不具备优势。
元延四年（公元前12年），刘欣入朝进见天子时，把定陶国的王太傅、国相、中尉等主要官员全都带上了；同时入朝的刘兴虽然要比刘欣年长许多，礼数却远不及之。他只带了王太傅一人随行。
成帝觉得有些奇怪，便问刘欣为什么带这些人来。刘欣对答说：按朝廷的规定，诸侯王入朝进见，应该把本国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都带上；而王太傅、国相和中尉三人的俸禄均在二千石，所以我便把他们全部带上了。
这样的回答让成帝来了兴致，便紧接着用《诗经》来考他的文化水平，发现这位年仅17岁的侄儿对《诗经》颇为精通，不仅能够倒背如流，还能讲解其精义。这样的表现不能不让成帝刮目相看。
成帝过几天又问刘兴，你只带一名王太傅入朝进见天子，遵的是哪条法令？刘兴一时语塞。成帝再考他背《尚书》，又支支吾吾背不上来。殿前赐御食，他倒是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吃饱为止；离席的时候，袜带还松了，两只袜子还掉了下来拖在地上。一副典型的酒囊饭袋形象。
成帝本来就对刘康的早逝深为感伤，对刘康的儿子自然会多一分怜爱。经过这么一对比，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在成帝的心目中，刘兴便彻底被排斥在候选人之外了。皇位继承人的确立便由“差额选举”转向“等额选举”。
刘欣自幼由他的祖母傅太后带大，和生母丁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刘康死后，傅太后便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孙子刘欣身上。这次入朝，她跟着也来了，还带来许多的钱财重宝，准备打通各个关节。
其时赵合德（昭仪）正受成帝的专宠，朝政几乎由首辅王根一人独揽。这两人都是要钱不要命的货色。傅太后便不惜巨资把二人俘虏。
二人收了人家的钱财，同时也考虑到为自己多铺一条退路，便在成帝面前竞相称许刘欣，竭力主张立他为太子。
成帝本来就心仪于刘欣，于是便顺水推舟，在他返回封国之前为他举行了成年礼（时称“加元服”）。
第二年二月，成帝派执金吾任宏代理大鸿胪（掌管民族事务、外交及礼仪），持节迎接刘欣进京，立为皇太子。
刘欣也比较会做人，在接到册立诏书后，还上书谦虚了一番，说是恭敬不如从命，暂且先当着这个太子，等陛下有了儿子，我再把位子让给他。
成帝最终没有传位给刘兴，除了他才不如刘欣之外，可能还有另一层微妙的隐情：虽然德高望重的冯野王已经去世，但他的小弟弟冯参也绝非等闲之辈，在朝中颇得人心。如果刘兴即位，这位王舅必定是首辅。刘兴是个庸才，冯参届时恐怕又是另一个王凤。相比之下，刘欣一族，尚未发现有强势人物出现；傅太后虽然霸道，但毕竟只是一个女人，走不到前台来。
为了安抚备受委屈的冯氏兄妹，成帝专门封冯参为宜乡侯；还为刘兴的中山国增加了3万户的封邑。不过，也幸亏没有选中刘兴，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他便英年早逝了。如果当初立他为太弟，几个月后还得再重新选一回。
哀帝即位时只有19岁，满怀青春的冲动和踌躇满志的决心。
当时的上流社会都盛行演奏“郑乐”。
传统的治理理念向来讲究音乐对民风的教化作用，基本上有“正乐”与“淫乐”之分。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盛产倡优、侏儒等娱乐人才。这些人已经俨然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就像当今的淮安名厨一样抢手。但郑乐的风格显然不能像“高雅音乐”那样起到陶冶情操和教化民风的作用，因此，从孔子开始便为儒家所不耻，被称为“淫乐”，像洪水猛兽一样的可怕，颇有些类似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
成帝生前对声色的放纵，为郑乐的滋生与风靡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宦官丙强和景武等人都以演奏郑乐而享尽荣华富贵，宫中乐府的编制人数一度达到829人之多。王氏外戚集团、淳于长、张放等人的淫侈之风颇盛时，就曾经和成帝暗中争夺“女乐”（郑乐女歌手兼娼妓）。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立志做明君（2）
哀帝本来就不喜好音乐，即位数月便全面禁止在宫中及朝廷宴会中演奏郑乐，还撤销了乐府（皇家专职演奏机构）；下诏要求仅保留祭祀、阅兵仪式等正式典礼之乐所需的“正乐”演奏人员，但也不再设专门的机构，而是把这些人分散到各个相关部门兼管。
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受命给哀帝拉了一张详细的清单，对全部乐工的职责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清理，建议罢免其中的441人。
但郑乐之所以能够数百年不衰，毕竟有它深层次的原因。正乐的节奏或旋律抽象而古板，让人肃然起敬；但郑乐却能激发人性深处的本能欲望，让人飘飘欲仙。一位帝王的青睐便可以轻松使之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繁衍；但另一位帝王的排斥却无法让它在短时期内销声匿迹。
《资治通鉴》里说是因为中央政府在禁止郑乐的同时，并没相应地组织音乐家们创作出更多的高雅音乐来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使得民间对哀帝的号召置若罔闻（“汉纪二十五·孝成皇帝下”）。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判断。关键在于郑乐具备了正乐所不能及的流行潜质。俄罗斯人喜欢喝酒，难道有哪个皇帝或总统可以仅凭自己手中的权力，便让劳动人民弃酒而喝苦丁茶？
哀帝不仅解散了乐府，还下令把30岁以下的掖庭宫女全部遣散回民间另嫁他人，50岁以上者则免为庶人；同时禁止制作和进献锦绣绸缎、珍禽名兽。
就在这一批被遣散的乐官和宫女中，王根、王况叔侄二人便挑了几位带回家去自己享用。
紧接着，哀帝又接受了大司马王莽的举荐，以刘向的儿子刘歆为光禄大夫，令他子承父业，负责总校群书。才华横溢的刘歆在其父所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可能是西汉王朝开国以来第一次对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10大主要流派的思想进行的全面整理，也是自帝国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来，第一次承认了诸家思想各有所长的正面价值。刘歆在上书中提出了各种鼓励各家各派的思想和谐共生的理念：“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但估计哀帝自己也没有料到，刘歆的言论会在朝廷重臣中引发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说来话长。
西汉王朝历来奉行“经义治国”的国策，尤其自元帝以后，许多朝廷重臣都以治经学入仕途。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绝大多数儒学经书都已经被付之一炬，经学的传承只能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进行。到了西汉立国之初，一批老儒生凭着记忆把自己掌握的经文及其释义背诵出来，由他们的弟子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儒生们代代相传的经典。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由小篆演化而成的隶书。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一些民间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家中的经书埋藏了起来。这些经书在西汉中期被相继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有两次。一次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巨资收购的先秦旧书；另一次同样是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胡作非为中，企图拆除孔子的故居来为自己兴建宫室，无意间在墙壁的夹缝中发现大批的古书。这些古书里便有儒家经书，但均以秦朝文字改革前的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便是所谓的“古文”。
刘歆在统校群书时，发现古、今两种版本的经书，无论在字句还是语义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倡导以古文版的经书为主，并且创立了“古文经学”。刘歆博览群书，对古文经书的解读，常常通过旁征博引来实现，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仅仅是学术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