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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之初，相国萧何曾经结合国情对秦法进行过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对秦法做“减法”，形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及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3）
但这次修订显然并不尽完善，其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仍然被萧何保留下来的那些苛法恶令。
公元前17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获肉刑，被诏狱（关押钦犯的监狱）狱吏押送长安。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5个女儿。被狱吏逮捕时，他便抱怨女儿们说，都是因为没有生儿子，才在关键时刻无可依赖。
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了父亲的怨言后非常难过，便跟随他的囚车一起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父老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获肉刑，今后即使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办法了。恳请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为父亲赎罪，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淳于缇萦的上书，怜悲其意，恻隐之心大发，于是便给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他修订有关律法，废除肉刑。
文帝的风格，颇有些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从诏书风格来看，他时时处处都在自责，与大禹“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道德颇似。
这种在诏书中自咎自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但与他首开“言论自由”之风一样，也被他的子孙们只当作了挂在嘴上的套话。先辈的优良传统被后辈演绎成苍白而空洞的套话、官话、废话，大概不仅仅西汉王朝才有，历朝历代都难免。
冯敬接到诏书后便去找丞相张苍商量具体的落实措施。
张苍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书的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他在刘邦攻克咸阳时，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为西汉王朝的官员。
冯敬和张苍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不主张废除肉刑，只做如下改进：
其一，将“黥刑”改为“城旦舂”，即男犯罚修长城，女犯罚舂米，为期均为4年。
其二，将“劓刑”改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将“斩左趾”改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脚，虽然落下残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挨了300或500大板后还能活得下来。
文帝的一番美意，虽然看上去似乎只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上杀人更多；但是，此举真正的意义在于拉开了刑制改革的序幕，成为野蛮刑制向文明刑制进步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常常与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的肉体密切相关。从见血到不见血，从用刀到用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即使执行死刑，也还要讲究给人家留个“全尸”，先是废除腰斩，继而废除斩首，继而废除枪决，代之以注射或绞刑，都被看作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景帝即位之后，又下了两道诏书，大幅削减“打板”的数量，还对刑具的长短厚薄、犯人受刑的部位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且特别规定，行刑过程中不得换人。
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弟，曾经在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就在文帝即位后的第10个年头，即公元前170年冬天，这位忘乎所以的车骑将军竟然胆大妄为地杀了朝廷的使者（钦差）。按西汉王朝的律法，此罪当斩。
自古以来，法律的尊严都是因为特权阶层的肆意践踏而丧失其公信力。以法治国的文帝深谙其中的厉害，但他不忍以刑血淋淋地诛杀自己的亲舅舅，便派公卿重臣们去陪他喝酒，劝他自杀谢罪。但薄昭却舍不得死。
于是文帝便想出一个绝招，令群臣穿着丧服去薄昭家哭丧吊孝。薄昭见状，无路可退，终于自杀（《资治通鉴·卷十四》）。
文帝即位13年后，下令释放惠帝朝的后宫“美人”们回家，允许她们重新嫁人。虽然这个决定来得有些晚了，多数“美人”都已经成了半老徐娘，但总比老死在宫中要强许多。文帝此举，也算是开了另一个先河，让后世的宫女们多少有了一些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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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天子的过错（1）
文帝一生也有所失，不但有，还不轻。
他虽然素有“知人善任”的美名，但却在贾谊的任用问题上留下了著名的瑕疵。
贾谊是当时闻名遐迩的大才子，20多岁时便被文帝召为博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大臣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和所有的才子一样，贾谊虽然才气纵横，但却不谙“韬光养晦”之道，因此饱受官场风霜。
文帝在颁布诏令之前，常常会请朝臣们发表意见。贾谊只要在场，便会不等前辈老臣们先说话，自己就畅所欲言地讲起来。他把别人要说的话全都抢先说了，如果再说便成了附和他的观点。这让老臣们感觉很不舒服。
文帝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一年之内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执掌朝议；不久又想提拔他到“公卿”级别的高官中来。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贾谊的风头太劲，遭到了周勃、灌婴、张相如和冯敬等一帮老臣的联合诋毁：“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自古喜欢听取不同意见，刻意避免独断专行的领导人，大凡都有另一个缺点——耳根子软。文帝也不例外。
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面前，文帝一半是在犹豫，一半是在妥协。他开始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建议或主张，进而把他贬为长沙王太傅。
其实周勃和灌婴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爱在主子面前争风吃醋，见不得别人春风得意。当年高祖刘邦打天下时重用陈平，他们便心怀忌妒，一起以恶毒谗言诋毁人家。幸好有魏无知出来解围，才使陈平免受不白之冤。
贾谊被贬之后的第2年，即公元前175年，文帝废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远在长沙的贾谊闻讯后，上书痛陈“听民仿铸钱币”之害。
但文帝听不进去。
这项弊政的严重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吴王和邓通均因铸币而富可敌国，以至“吴、邓钱布天下”。尤其是吴王，他通过开山铸钱，迅速完成了巨额的财富积累，腰包鼓了，底气便足了，想法也就多了起来，这才有了后来的“七国之乱”。
又过了2年多，文帝思念贾谊，便召他回京。但结果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诗）
文帝对贾谊的鬼神之辞倒是很满意，于是便拜他为梁怀王太傅。
后来，梁王刘揖不慎坠马而亡。贾谊自以为失职，悲伤而死。
文帝一生节俭，堪称历代帝王之典范。
慎夫人是后宫中最受宠爱的女人，但文帝却要求她为天下人做个俭朴的好榜样，衣裳不得曳地，帷帐不得纹绣。
他曾经想修一个露台。事前召来工匠做了一个粗略的预算，发现大概要花费100斤金，相当于当时10户普通人家的家产。他嫌太费钱，便作罢。
古代的帝王大多相信人死后还会在阴间开始另一种生活，因此十分讲究厚葬，恨不得把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搬到坟墓中去，好让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其时朝野上下均盛行厚葬之风，但文帝临终前却专门下遗诏，要求薄葬省繁，以罕见的从容态度坦然面对生命的消亡：“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
他禁止在自己陵墓中以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饰，全部以瓦器代之，还在遗诏中明确规定，自己死后，“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特别强调，把这些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文帝即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但是有谁能够想象得到，这样一位节俭到近乎苛刻的皇帝，也会有“挥霍无度”之失？
文帝的“挥霍”，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倾国倾城的后宫佳丽，而是为自己喜欢的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便是未央宫西南苍池中的船工邓通。
文帝对邓通的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