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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守令史亲自向张放赤脚叩头谢罪，方才作罢。
“髠钳”是西汉刑律中一种污辱性的处罚，具体的办法是把犯人的头发剃去后再在他脖子上锁个铁圈。“赭衣”是西汉王朝的囚服。
成帝虽然很爱张放，但迫于王太后的压力，只好把他外派到北地郡（在今甘肃环县一带）任都尉。
痛失所爱，成帝自然不能把王太后怎么样。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那一幕布：薛宣由丞相免为庶人。随后不久，“帮凶”翟方进终获天子海涵而继为丞相。
相思之苦最难熬。仅过数月，成帝便又迫不及待地把张放召了回来。王太后也强硬起来，又逼着成帝把他派到了天水郡（在今甘肃通渭县一带）任属国都尉，主管当地民族事务。此后数年间，由于日食天象频发，成帝也有所顾忌，便长期不敢召他回朝。但万水千山隔不断成帝对他的深情，在此数年间，“玺书劳问不绝”。
成帝始终没有放弃与“爱人”张放重逢的努力，但每次都被王太后及大臣们齐心协力无情拆开。每次都是恋恋不舍，执其手涕泣而遣之。
深藏的阴谋（1）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是成帝生命中的倒数第二个年头。帝国在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情。
成帝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入禁中，共议册立太子之事，除孔光外，其他三人均同意成帝的意见：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
孔光一人主张立中山王刘兴为太弟。其议不合圣意，被贬为廷尉。
孔光实际上早已经和王氏外戚集团暗中结成牢固的利益同盟。元帝只有3个儿子，除成帝外，还有冯奉世将军的长女冯媛昭仪生的中山王刘兴和傅昭仪生的定陶王刘康。傅昭仪一直和皇后王政君过不去，当年便一门心思想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刘骜而为储君；她生性好忌，对冯媛也充满敌意。而冯媛和王政君二人之间从来相安无事，互敬互重。立傅太后的孙子刘欣为太子（刘康已经过世）便意味着下一朝将是傅氏的天下。从王氏外戚集团的角度来看，这可是个糟糕的消息。
这便是孔光为什么会力主立刘兴为太弟的原因。
这一年，王根辞去大司马，年仅38岁的政坛新星王莽继任首辅。
丞相翟方进素与淳于长私交甚笃，还曾多次褒扬举荐之。淳于长案发，党友皆受牵连被免，但翟方进却意外幸免。
翟方进为官以来，对待同僚和下属的态度，常常强势而尖刻，苛严有余而宽爱不足，因此四面树敌。许多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搞下来。翟方进自己也深感无地自容，便上书请求隐退。但成帝却帮他兜着，反过来安慰他，让他放下思想包袱，继续供职。
刚刚过了不到3个月，即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二月便发生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这种罕见的天象在当时看来是大凶之兆，象征天子丧命，丞相去职。
著名的占星大师李寻便向成帝上书，语气慷慨激烈，直言不讳地指出：翟方进身为丞相，不能理阴阳、顺四时，难辞其咎。更为甚者，他特别强调对翟方进的处理不能仅仅罢免或流放了事，言下之意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其实翟方进对李寻并不薄。但他却不知道，李寻早已经投奔到了王根的门下，而翟方进与王根此前已有积怨。这个积怨完全是翟方进的小儿子翟义惹的祸。
因为有了做丞相的父亲，翟义年仅20岁便出任南阳都尉（公安厅厅长兼武警部队司令），后来又代理太守职务。南阳郡下辖的宛县县令刘立是当地名人，又与王根有姻亲。刘立欺负翟义过于年轻，根本没有把他这个代理太守当回事儿。
某日，丞相史从长安来到宛县，住在县衙招待所（时称“传舍”），刘立便带着好酒好菜前去拜访。二人正喝着酒，有下官报告说都尉（代理太守）翟义到各县视察，正好也到了宛县。
刘立根本不予理睬，依然和丞相史谈笑风生，继续推杯换盏。等翟义都已经到了招待所门外，派人进去通报，他这才慢吞吞地走出来迎接。
翟义受不了这么一个小小县令的无端冷落。他非常恼火，回去后便找了个借口把刘立召来，以“监守自盗十金”（按西汉律法，此罪当斩）和“滥杀无辜”两罪，派属吏夏恢把他绑了起来，准备押送邓县监狱。
宛县是南阳郡的大县，而且刘立也不是个善茬。夏恢心里犯虚，便借口担心在押途中被人劫走，建议翟义去邓县视察时顺便亲自把刘立押过去。
翟义说：如果要我这个都尉亲自押送，那还不如不抓他呢。
于是便把刘立关进囚车中，在宛县县城内绕了一大圈（游街）才送到邓县。
此事威震南阳。
刘家立即派出快马飞驰至长安，向王根求救。王根去找到成帝。成帝便向丞相翟方进过问此事。翟方进马上便派官员去南阳通知翟义放人。
刘立被放出来后，翟方进派去的官员回来复命，向他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翟方进叹道：翟义小儿不懂为官之道啊，他还以为把人家抓进监狱就等于处死了人家呢。
翟义大概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次冲动，便为父亲日后招来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李寻此翻发动突然袭击，只不过是向王根的“弃暗投明”之举而已。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翟方进害怕得不知所措。偏偏又祸不单行，当时一位在占星术方面名气更大的郎官贲丽上书说，对“荧惑守心”之兆的唯一化解办法是让大臣代死。 。。
深藏的阴谋（2）
成帝于是召见翟方进。召见时具体跟他说了些什么，史书中没有记载，只是说翟方进回家后，还没有来得及自杀（时称引咎自裁为“引决”），便收到了成帝的赐册。
成帝在赐册中历数他为相九年之过。最后还说：“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
成帝册书提到两样特殊的赐物——牛与酒，加上册书中的最后一句话“君审处焉”，翟方进便分明是让他自裁。
前文已经提到，在西汉王朝，如果臣子有功，皇帝赐予牛与酒，便代表了无比光荣的褒奖；如果无功，或者是有过，便是代表“请君知趣引决”。
翟方进自杀身亡。更巧的是，一个月以后，成帝也突然驾崩。
一切都似乎是宿命的安排。但如此凑巧反倒让人无法不生疑。
职业天文学家出身的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曾经对中国古代史上共计23次 “荧惑守心”的天象记录进行过逐一的考证和验算，同时对历史上所有实际发生的38次“荧惑守心”天象进行地毯式回推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23次“荧惑守心”的天象记录中，竟有17次是伪造的，而实际上发生的38次“荧惑守心”天象中的绝大部分，史书中却没有记录。
他还明确指出置翟方进于死地的这一次“荧惑守心”的天象也是伪造的：“绥和二年春，并不曾发生荧惑守心”（黄一农著《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看来这确实是个阴谋。
但是，在几个月前的淳于长案中，成帝还在努力维护翟方进，竭力为他开脱，为什么如今又要出尔反尔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不妨把帝国高层在（绥和元年）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依照《资治通鉴》卷三十三中的时间序列进行一次清理：
首先，淳于长案事发，是因为王根即将去职，王莽想和淳于长争夺首辅的继任权才告发了他。王根下台的具体时间是这一年的十月，那么王莽告发淳于长必定是在十月之前。否则，如果淳于长继任首辅，再去告发他便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风险也会更大。因此，淳于长案发时间应在十月以前。
其次，淳于长从案发到被逮捕入狱，进而死于狱中，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罢官并遣回封国，估计王莽并没有把他调戏许皇后的事告诉成帝，所以才会从轻处罚。第二个阶段是成帝生疑，重新把已经回到封国的淳于长又抓了起来，经拷问才知道他曾经犯有调戏许皇后的重罪，于是淳于长很快便死于狱中。他死的时间是十一月。再次证明第一阶段发生的时间也应在十月以前。
最后，翟方进受淳于长案牵连，仅仅因为他与淳于长的私交，这种关联性并无需调查取证。按西汉律法，一人犯罪，其好友便理所当然地要受到牵连。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成帝为翟方进开脱罪责，是发生在淳于长案发之初，即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