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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杜钦已经不适合再担当这样的角色了。原因之一是他此时已经颜面扫地。成帝即位之后，王太后下诏广采良家女充实后宫。杜钦上书，引经据典地力陈女色之弊，提出“帝娶九女”的一整套完整理论。杜钦的一个侄子曾与王太后的妹妹王君力私通，适逢事发。成帝对杜钦上书的反应也非常精妙：不对他的观点做出正面的回应，只是把这件事通报给他。杜钦一时羞愧难当，甚至提出了辞职。
此事从此便成了成帝拽在手里的一个把柄，也成了杜钦的一块的心病。
同时，杜钦是王凤最倚重的智囊，王凤也要他从朝议中彻底解脱出来，潜心发挥更大的价值，不宜冲到前台来。即便没有谷永的出现，王凤迟早也会把他解脱出来。
收编谷永，正好解放了杜钦。
其三，彻底钳制张禹，解除其可能产生的威胁。
张禹除了和王凤“共领尚书事”之外，还有一项名正言顺的职责：对朝中事务发表意见（光禄大夫）。王凤收编谷永后，也把他提拔为光禄大夫，虽然没有张禹身上的那些加官（诸吏、给事中），但至少在名义上与张禹的这项职责相重叠。
王凤此举，颇有些类似现代球类运动中的“盯人战术”。让谷永“盯死”张禹，免得让后者“独领风骚”。如果张禹有任何不利于王凤的言论的话，谷永便可以在“议论”的层面，名正言顺地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击。
谷永的地位虽然远不如张禹，但锐气和才气均远胜之。有了王凤的暗中支持，在张禹的窝囊与怯懦面前，谷永的底气十足，份量便也成倍增加。
谷永看紧张禹，王凤便可以放下心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除此之外，王凤还有一个“救身圈”，便是他的妹妹王太后。王太后是原本只是一位普通女子，是历史的偶然把她一步步推到了母仪天下位置。她还在成帝去世后的20余年间，鬼使神差地成为影响帝国命运的平衡木。
王太后对成帝的特殊影响力，与三个因素密不可分：
其一，成帝在漫长艰险的太子生涯中，因受先帝更立太子的烦扰，尝尽了无助与忧惧。母子二人在这一段同受冷落的岁月中相依为命。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坚定了深厚的母子之情。
即使在成帝君临天下之后，他在王太后的眼里，首先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其次才是一国之君，对他更多的是母亲对儿子的溺爱。成帝好色，王太后便四处张罗“采良家女”来充实后宫，只为让自己“苦尽甘来”的儿子尽可能生活得高兴一些。为此，她全然不顾别人的劝谏，甚至杜钦和王凤以“好色折寿”的理由相劝，她也全然不顾。
其二，西汉王朝始终奉行“以孝治天下”国策，按当时的观念，太后享有当然的影响力。
其三，成帝本人的性格是柔情多于决断。
在此后与王氏外戚集团的冲突与纠葛过程中，许多个关键时刻，成帝虽然心如明镜，而且胜券在握，但却都因为柔弱寡断，而在下最后决心之前选择了放弃。
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独立于母亲王政君的影响力之外。
王凤是王政君的大哥，也是王氏家族的代表和顶梁柱。他把王太后这个关键的筹码运用得恰到好处，不仅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后的“救生圈”，使之成为自己与成帝之间一个重要的回旋余地和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他巧妙地利用王太后对成帝形成一种微妙而有效的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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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1）
外戚辅政的身份虽然给了王凤特殊的威力，但此时朝中各大外戚集团势力的较量还处于各不相让、伯仲难分的胶着状态。
王凤并不占绝对的优势。他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削弱其他外戚的力量，否则便不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成帝即位时，许嘉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已有8、9年，但他并未深度参与中央的日常政务，因此王凤没有过多在意他的存在。深谋远虑的杜钦提醒王凤说：别看今天许、王两家相安无事，但许嘉身居重位，且有许皇后做内应，即便你处处尊之敬之，也难免哪天因“轻微细渺之渐，必生乖忤之患”。
正好许嘉年事已高。王凤便设法做通了成帝的工作，策免了他的大司马车骑将军职务，授权“特进”的荣誉职务。
许嘉的光荣退休，标志着许后一族被成功“解除武装”。
如果荐退许嘉是防患于未然的话，那么，消灭王商便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现实障碍。
这个王商与王凤的一位弟弟重名，同样是当年拥佑太子的功臣。他是宣帝生母王夫人的侄子，素以肃敬敦厚著称。
王商早在宣帝朝时，曾继承父亲的侯爵后便把家产分给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自己却分文不取；后因“行可以励群臣，义足以厚风俗”而拜为诸曹、侍中、中郎将。“侍中”一职在西汉王朝是加官，在名义上可以算作是皇帝的近臣，并有出入宫禁的特权。王商在元帝朝升任右将军、光禄大夫，以外戚重臣辅政。
成帝即位后对他非常敬重，迁为左将军。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三月，王商接替上年年底因擅自兼并土地被免为庶人的匡衡，出任丞相一职。
丞相一职在“三公”中原本排第一位，自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首辅）之后，便排在了第二位，居首辅之后。
王商的气质雄沉威重，身材高大，英俊帅气，阳刚气十足。在他担任丞相的最后一年，他曾在未央宫白虎殿接见匈奴复株累单于。单于拜谒，他起身离席迎上前去，不料把身高平平的单于镇呆了，“（单于）大畏之，迁延却退。”
成帝闻知此事后感叹道，“此真汉相矣！”
杨肜是王凤的儿女亲家，时为琅邪太守。某年，琅邪郡一连发生了14起天灾。根据官学（儒家经学）的解释，这定然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失德所致。
于是王商便抓住这个机会，安排部属查究此事，企图趁机剪除王凤的羽翼。
王凤出面替杨肜通融，专门找到王商说：天灾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况且杨肜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官，是不是可以暂且不予追究，留待以后再议？
王商根本不理睬他，直接上奏天子，建议罢免杨肜。
王凤看王商不买自己的账，便直接去做成帝的工作。王商的奏书报上去后，便被成帝压了下来。
此事虽然应付过去了，但凭政客特有的敏感，王凤马上意识到，王商这是在向他发出对立的信号。
如果不先发制人必将受制于人。这是官场的基本原理。王凤开始派人暗中收集王商的黑材料，一待时机成熟便发动总攻。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关内连续下了40多天的暴雨。有传言说，长安城内马上就要暴发大洪水了。
这个传言越传越离奇，越传越可怕，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这种恐惧心理像决堤的河水一样突然暴发，“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呼号，长安中大乱。”
成帝亦被惊动，亲自在未央宫前殿召集公卿大夫商议避水之策。
王凤建议各位太后、皇帝、皇后及嫔妃们可乘御船，官员及城中百姓们则可登上城墙。此议得到朝臣们的高度赞同。
但王商却冷静地说：自古以来那些无道昏君统治下的国家，尚且不会招来洪水淹城。如今社会安定，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社会和谐，怎么有可能突发洪水呢？这一定是以讹传讹的谣言。如果贸然上城墙，反而会加剧百姓的恐慌。
成帝只好作罢。
没过多久，待长安城人心稍定后，朝廷派人去调查，果然发现是谣言。
这个事件为王商挣足了面子和威望，他成了最大赢家。朝中大臣们都发自内心地钦佩他的睿智与持重；成帝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赞赏了他的高论与镇定。
最尴尬的是王凤，他对自己的失言深感惭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专权之路（二）：制服宿敌，肃清障碍（2）
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王商的逻辑荒诞不经，他的判断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且，如果我们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又没有准确的判断或情报（当时确实不可能有）的情况下，王凤的意见无疑是最明智的应急预案。但是，在2000年前那个“经义治国”的国度，人们坚信天灾必因人祸而起，没有人会怀疑王商的“真知灼见”。
王凤深感惭愧的却是自己的经学素养不够深厚，才不能有王商一般的“睿智”与冷静。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