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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丢官的是杜衍。降诏免范仲淹、富弼的当天晚上，皇上就让内侍锁了翰林学士院，叫学士草诏罢杜衍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
杜衍这个人本来就缺少霸气。自己的嫡亲女婿，罪不当罚，他却一点办法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他到苏州去当了寓公，其他也就可以约略想见了。但他又丢不掉那一点忠介：范仲淹他们纷纷离朝，原来行的事陆续都要被腰斩，只有他一个人勉力苦撑，保一点是一点，拖一时是一时。本来没有力量，还愣充中流砥柱，那结果能好才怪！
蔡襄不是与欧阳修、余靖一起上台当了谏官吗？眼见朝中政事纷纭，他原来谏阻的陈执中照样做了参知政事，知道朝中不可久居，就借口双亲年老需要侍奉，上书请调回福建老家去做州官。杜衍想留他，也还是苦苦周旋的意思。
他启奏皇上：“陛下，谏院眼下正缺人，几个谏官又纷纷要走。是不是恳请陛下，最好能留下他们！”
皇上点点头，并没说别的。
回到中书，杜衍要堂吏起草了行文劄子，自己先签署了；又叫堂吏拿给得象签署，得象也签了：他与蔡襄是同乡，怎么着也亲近些。
到陈执中那儿，他却不肯签，说：“圣上并没有明说同意，怎么就能行文呢？这事还得请明圣意，才能行文。”
杜衍见他有意刁难，自然作气，当场就将行文烧了。他没想到，这一烧愣是烧出话把儿来了。
陈执中去见皇上，奏道：“陛下，杜衍这一向越来越够瞧了！”
皇上问：“又怎么啦？”
“还是搞朋党那一套，变本加厉！蔡襄他们原是他的死党，他留他们在谏院，无非是继续为非作歹。看他写的劄子，就是铁证。微臣刚要说几句，他竟一把将劄子抢过去烧了，真正岂有此理！陛下正整戒朋党，像杜衍这种人都不清除出朝，整戒朋党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
眼下这话，皇上最敏感，一听就着。免仲淹、富弼时，就顺手捎带，下诏免了杜衍的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贬为尚书左丞，知兖州去了。前后算起来，杜衍当丞相才不过一百二十天。
几个位居二府的人也撵走了，下面就该一件一件清账了。
最叫仲淹他们扼腕愤恨的，可能是背后捅来的刀子。
首先捅苏舜钦的，就有这一刀，捅刀子的是刘元瑜。当年，仲淹几次被贬及尹洙、余靖、欧阳修等“四贤”被逐，他都认真为他们说过话。到这一次，仲淹危险，他要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立功，首先捅了舜钦他们一刀。嫌一刀还不够意思，接着他又连出两刀。
一刀是为夏竦翻案。当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愣是被余靖、蔡襄他们给反掉了，改换了范仲淹、韩琦。刘元瑜翻出这笔旧账，说仲淹他们结党营私，无所不用其极。说完夏竦，刀锋一偏，又比方当前请留蔡襄等也是朋党乱政之举，绝不能姑息纵容，顺便擦了杜衍一下。
第三刀，捅的是仲淹的十件事。仲淹不是请求实行磨勘、保任、考核等等吏治改革吗？刘元瑜上书皇上，说是助长奔竞之风，是实施朋党政治的不二法门，应该立即停止实施。皇上也真听了，当即下诏，说官员非由人保举不得叙迁，不利于养成士大夫的廉耻退让之风，助长奔竞，将它罢了。
刘元瑜这一带头，其他人可就纷纷跟进了。
保荐官员，一路好人下来，是范仲淹他们设计的最关键一招，也是别人最眼红的一招。或许是受刘元瑜的启发，钱明逸上奏猛攻这一招。理由无须多说，不外有违祖制，先皇们都是自己选人；不利敦厚风俗，助长奔竞，滋生朋党，等等。
妙的是钱明逸算了一笔账：“陛下，别的且什么都不说。有一笔账算出来，您就清楚了。”
仁宗问：“什么账？”
明逸说：“两制以上不是可以举荐官员吗？臣查了一下，这样的官员不下五十名。假定一个人一连荐三个人，这绝不算多，那么，一年就是一百五十人。不要说年数久，三年就是四百五十人，五年就是七百五十人，十年是一千五百人。这么多人，不说别的，光站，金殿上也难得站下！长此以往呢？还有两制以下官员举荐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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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八回（3）
仁宗仿佛已经看见这些人正在金銮宝殿挤成一锅粥，急得头上汗都差不多快出来了：“你这笔账算得好！不经你这一算，朕还真没想到这么严重。去年的荐官诏书的确要废，朕这就吩咐下去。”
欧阳修虽上书要求严格翰林、台谏官员的举荐制度，却鼎力支持仲淹的好人荐官改革。知道钱明逸上奏请罢举官制度后，当即上书论辩，逐条反驳，连账也算得倍儿清。
他的账，与明逸算的完全不同：一个被荐官员，按要三个人保举算。两制以上官员不足五十个人，全数保举，一年也只能保出十五个人来。何况，还有三个以上的人保举一个，或一年之中根本不保举的人呢？仅算账一项，也可以看出明逸他们是如何恣意欺骗了！
可仁宗此时已移情别恋，同样是三加五，他也只认钱明逸的账清，根本不买欧阳修的账了。很快，诏书就下来了：两制以上举荐的路断了，官吏仍旧按惯例升迁，论资排辈。不过，钱明逸的账也有不精明的地方：范仲淹一拨的，差不多快被清洗光了，两制以上已没有力量。那么，限制的反倒是钱明逸这一边的了。这账，不是成了一本蚀本账吗？
封荫官僚子弟，也有过一点儿小小的扼制，添了一点儿规范。有人上书不满，新规定也罢了，一切照旧。监察御史包拯看不过去，上了一本，极言过去封荫制度的弊病，改革抑止的必要，请求不要废了庆历三年的新措施，但奏上之后，只如石沉大海，连涟漪也没能撑起一个。不久，更有人上书无端要求广施恩泽，封任子弟。封荫之风，倒愈益变本加厉了。
转运使带按察之名，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攻击，闹出许多是非。现在赶上江河日下，自然更难逃噩运，被下诏彻底罢了：转运使再不带按察之名，更不得按察生事。
一切都恢复了原状，那些更张生事的人的日子，自然益发难熬了。
韩琦曾参与过新政，新政弄成这样，他不能无动于衷；范仲淹、富弼又是与他一起进退的，他们纷纷被贬，他也不能不同病相怜。自己又天性激烈，不是那种能够装呆卖傻的人。凡此，都注定了他不能不说话。
他专门奏了一本，为杜衍、范仲淹、富弼辩护。其中特别提到，富弼已近国门而不准还都，这样羞辱大臣，实在有伤国体，无形损失不可尽言。为扯开朋党之嫌，他特别提到：搞朋党总是为了升官，没有为了朋党而谏救大臣，自找霉倒的。请皇上务必不要疑心他搞朋党，而宽恩大臣，使他们能尽忠国事。
奏本上去，毫无消息。不但没消息，人家已经开始动他的手了：前些时候他为苏舜钦、王益柔说话，他们早已侧目牙痒。这一回又来逆流，岂有再放过他的！
不是怕人说朋党吗？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又抖落了他的一本陈年老账：处置水洛城失当，罪责难逃。还找来当时受到打击的当事人董士廉，让他到京城来告御状。
水洛城在德顺军管界内，地处渭州与秦州之间，雄踞陇山，堪称渭、秦之间的交通要地。一旦边防有事，秦州、渭州的援军即可以由水洛城源源而出。原来没有城。真宗的时候，知秦州的曹玮才着手经营，后来也有人相继努力修筑，但始终未能完工，没有个城样儿。不为别的，这儿历来是羌人住的地方。羌人有生番与熟番的区别：所谓熟番是投降大宋，已经汉化的羌人；生番则归属不定，有时投诚，有时又背叛。而水洛城所在的地方，恰恰生番居多。因为他们或降或叛，没个准头，修城也就只能时断时续，终于没有结果了。
水洛城北边的静边寨寨主刘沪，为守寨起见，也想立一功，要把水洛城给修起来。那时还是郑戬在当陕西四路都总管，郑戬当时就拍了板，并委派著作佐郎董士廉与他一起促成此事。这刘沪也还能干，先以大兵压境征服了土著生番，以后又恩威并施叫他们服服帖帖，水洛城的修筑终于重新启动，进展相当顺利。这事也报告了朝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