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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前面还有一个障碍，参知政事位子没空，有人。除了贾昌朝，就是知制诰、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王举正。举正也是个有来头的人，先父王化基，在太宗手里就做到参知政事了。他自己也是进士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办事也还有些原则。
陕西用兵，中书、枢密不是都管兵吗，朝廷让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举正不同意，说：“管兵应当。用‘判’，名义太重，不能不避一避。”原来这大宋官制用字，有个不成文的习惯：级品相同管事，用“知”；低职位管高职位的事，用“权”，是代理、摄守的意思；高职位管低职位的事，才用“判”。宰相在政事堂办公，枢密使在都堂办公，一管文，一管武，号称“二府”，原是平级的。现在宰相因特殊需要参与管兵，用“判”字当然不合适。举正说的在理，到底改“判”为“兼”了。官场嘛，该讲究的，一个字也得“抠”！
拜举正为参知政事的前一天，他正在家里请客，中书的堂吏就先来报喜了：“恭喜大人！已经草麻，一两天之内您就要拜参知政事了！”
他不但不道谢，还绷着脸将这个堂吏教训了一顿：“嘿，你怎么能随便泄漏宫禁中的消息！”
那人连杯喜酒也没喝上，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天果然有诏书，拜他为参知政事。
他去宫里拜谢皇上，皇上问他：“爱卿知道为什么拜你为参知政事吗？”
举正只是磕头：“总是皇上不次之恩！”
这是答非所问。皇上也不计较，自己先回答了：“不为别的，就为你淡泊名利，从来不以一己之利干谒朝廷，所以才不次提拔。”
举正讷讷地说道：“其实、其实，也不尽然。”
那样子，连仁宗也忍不住笑了。
可是这个王举正，拗起来也很够瞧。
他有个连襟叫李徽之，现在工部任屯田员外郎，夫人是举正夫人的小妹。御史台要推荐李徽之做御史，也不知为什么，举正就是不同意。
李徽之请他吃饭化解，他不去；老丈人出来调解，没用；最后请出夫人，还是不成。李徽之的御史，硬是叫举正搅黄了！
胳膊怎么着也要往里拐呵，他倒好，却来了个家鬼害家人。这么干，这仇要不深如东海，可就怪了！李徽之告了一状，说王举正怕老婆，请罢了他的参知政事。逻辑是铁的，无可动摇：连家里的凶脸婆子都制服不了，还能治理一个国家吗？
既是连襟说的这话，不由人不信。还有一条，也让人无可怀疑，举正的丈人不是等闲之辈，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尧佐。尧佐的父亲陈省华在太宗手下做过左谏议大夫，死后特赠太子少师。尧佐与哥哥尧叟、弟弟尧咨，都是进士出身。尧叟是真宗朝的宰相，尧咨也是做到节度使的人物。尧佐更是正儿八经的当朝宰相，调职以后，避亲的举正才做了参知政事。这样一个世倾朝野的岳父家，举正即便来头不小，也还是没法儿相比。从来女以家贵，妻子既有这么一个炙手可热的显赫家庭，举正要畏她三分，也就理所当然了。按一般道理，妻子应该向着小妹，举正越是怕老婆，越该帮连襟一把才对。可大家庭的事情，要比市井小民复杂得多，不能以常理来推论的。既然举正怕老婆，又死活要拉连襟下马，总该是她两姐妹不睦？这种事在官宦之家，正是屡见不鲜。
欧阳修、余靖、蔡襄正搜集炮弹，李徽之突然送货上门，哪有不用之理？当即连本上奏，请求罢免王举正，那理由自然更富有论辩色彩：《礼记？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家齐然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王举正视妻如虎，治家尚且不能，何以治国？任职以来，唯知怯懦缄默，一无所为，亟待罢去。罢去之后，谁任参知政事？笔锋一转，就转到了范仲淹身上：枢密副使范仲淹独具宰辅之才，岂可久在兵府？以范代王，最为合适。
仁宗不是从来就耳朵根软吗？既然多人连本上奏，王举正也确有怕老婆之嫌，不免他职也难了。好在王举正还有点儿自知之明，先自己上了一本辞职书。皇上顺水推舟，让他心满意足地去任外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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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3）
可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却依然毫无动静。
自打进京任枢密副使，范仲淹、韩琦只在枢密院上班，朝参也只随班进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表现。
他们奏事，一般也只限于枢密院当管的事，绝不妄言其他。
有人上本请朝廷节减费用，朝廷下旨罢了陕西方面同州、解州等九个州军的公使钱一千八百贯。这公使钱，说白了就是官家的招待费，专供往来官员吃喝。这个钱没了，往来的官员就只能自己折腾酒饭了。范仲淹、韩琦当即上了一本，请仍旧拨放这笔款子。他们算了一笔账：一百贯只能养一个士兵，一千八百贯，不过养几十个士兵而已，而公费招待来往官员，可是《周礼？地官》早有明文记载的古礼。何况，这些州郡每年春后还要接待前来驻泊的军队，招待费也得在这一千八百贯里动支。为这么一点儿小钱，废了十几个州郡的待官、待将之礼，实在因小失大，断断不能。赶着其他地方也有人上书反对停拨公使钱，朝廷到底将诏书废了。
陕西营田，是要募兵开垦沿边肥沃的空地，增收节支，本来是件好事。可近边州县官员为了邀功请赏，愣是改弦易辙。一是，将逃亡人家废弃的瘦地，强迫分给人租种，让他们纳税纳捐；再就是，增加缘由佃农租种的官地的赋税。表面看去，营田收入增加了不少，实际都走了样子，不过敲诈佃农而已。范仲淹、韩琦上书，请求干脆彻底罢了陕西近里州县的营田，免得百姓无端增加负担。这也恩准了。
陕西方面的商业税收，远远无法满足边防费用的需要，先前已经有人请求卖官筹饷。范仲淹也上书请朝廷不妨网开一面，让有钱的人出钱赞助边防，朝廷给他们一顶纱帽，让他们过过官瘾。至于有人请求放松盐、茶等的专卖，减免商人的税收，他则坚决反对。国用已经不足，再放松专卖，减免商业税收，找谁要钱去？不取之于商贾，只能取之于农民。与其伤农，不如取之于商贾更为合理。
皇上那边呢，似乎也听之任之，没有一点单独召见、听取国是的意思。
两边都不着边儿，这事不是要黄吗？
欧阳修再也沉不住气了，借口西夏和议尚未定夺，赶着去见皇上。几句话说完，就直奔主题了：“陛下，其实，西夏的事问谁都多余，只有两个人心里像明镜似的。”
“谁？”皇上不由得问道。
“明摆着的，范仲淹、韩琦！他们两人在陕西边境多年，熟悉西夏事情，经历也多，胸襟见识又与众不同，肯定会有高见，别人看不到的。陛下一定单独召见垂询过了？”
皇上不吭声。
欧阳修吃惊道：“怎么，难道陛下至今没有单独召见他们？我记着，他们从陕西来京，也该有好几个月了？皇上不会不召见他们！”
“都几个月啦？除了朝参大囫囵见过，或者随两府官员一起议事谈谈，还真没单独召见过他们。”
欧阳修若有所思：“那就是了。我也纳闷，怎么皇上单独召见他们，我这个做谏官的连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配做陛下的耳目吗？今天才算解开了疙瘩。”
说得皇帝也笑了：“谁叫你这么多心？没影子的事情，你到哪儿知道呢？”
欧阳修也笑了：“陛下，您今天还帮我解开了一个疙瘩。”
“哦，你疙瘩还真不少哪？说说看，又是什么疙瘩？”仁宗今天心情似乎不坏，也和欧阳修开起了玩笑。
“我一直在纳闷，范仲淹、韩琦进京天数不少，怎么说的都是一些寻常事体，没议过一件大事，更没有一件大的建树？照他们的见识与为官态度，不至于这样呵？今儿我才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朕倒糊涂起来了。”
“陛下圣明。您想呵，陛下既没有单独召见问对，让他们从从容容说出心中的见解，他们又不敢斗胆请求单独召见，就是满肚子经纶、见地，也没机会说出来呵！”
“你肯定他们有话要说？”
“他们在外面多年，又赤胆忠心，怎么会没有话说呢？陛下干吗不抽空在便殿约他们单独谈谈，总没有坏处的。从来遇到大事，皇上单独召见两府大臣——哪怕是个别人垂询，都很常见。祖宗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