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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到送钱的时候，大宋有人又想起了这档子事，要责成契丹履行诺言。这次，契丹似乎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很快就修书请西夏罢战了。
那书也不是白写的，契丹有自己的考虑。刘六符说：“西夏民怨沸腾，也很难再打了。大辽一时也吃不了它，还是留着做咱们的一翼好。这个顺水人情，咱们乐得做。”
信还没有送发，西夏请求斡旋的使臣也到了。
但这和，也不那么好议。
西夏是屡胜之师，不得已而勉强罢战，除了要金要银的条件，那身份自然也矮不下来。
大宋最要的是脸面，钱帛都是小事。
照张元的意思，可以暂时权宜，先图个实惠再说，将来究竟怎样，到将来再见机行事。元昊此时心高气傲，到底低不下身份。结果，书是修了，使臣也派了，但只称男，不称臣，还在称呼上玩了个别出心裁的花样，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父亲都称了，不是很恭敬吗？问题在于“兀卒”二字。它虽相当于单于、可汗的意思，在西夏语里还作“吾祖”讲。全译过来，就是“男邦泥定国吾祖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这还成话吗？
这一点小小的花样，大宋还是有人识得破的，和议自然只能搁浅。但既开了和谈，局势毕竟还是和缓了。仁宗到底下了决心，维持原命，将范仲淹、韩琦两个都调回了京里。范、韩两人虽五次上书谢绝新职，到底君命难违，还是打马回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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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1）
情动于中直讲狂歌
狠发于外谏官着力
仁宗刚刚有点儿动作，石介就激情喷涌，不能自已了。
石介，名介，字守道。别人的名、字，或许只是个代号，认不得真的，可他不，他既有学究气，又有狂狷气，似乎真是耿介如石，守道如砥，绝不玩虚的。他从来都以学者自居，讲究表里如一。他说的学者，可不是只知道注疏作文、雕章琢句的三家村学究。在他眼里，所谓学者，是学为仁义也，仁，是急于利物；义，是果于有为。他以此力行，也以此教人，而且充满自信。他干脆就认为自己是当今的孟轲，比孟轲还要勇猛十倍。别人还有在野、在朝的区别；穷困、通达，也还有兼营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不同。他不。在他看来，时，没有不可为的；为，也没有不能到达极致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在其位，可以行其言。用了我的话，功利就施于天下了，何必一定要亲自在位推行实施，才算有为？如果连话也不用我的，还归罪于我，叫我吃尽苦头，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懊悔。为什么？它也是对于自己学说的一种逆向张扬呵！
既是这样一个捣不破、煮不烂的铜豆子，顺逆都有理由处之泰然，气壮山河，事事都只率意直行，不管不顾，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也就毫不奇怪了。先前，仁宗宠爱尚美人、杨美人，他写信刺得仁宗跳天；眼下他在国子监任直讲，目睹仁宗有些改革图新的意思，又按捺不住，要一吐为快了。
这回写的是四言颂诗：《庆历圣德诗》。
开宗明义，说是：皇帝龙兴，徐出闱闼。晨坐太极，昼开阊阖。躬揽英才，手锄奸孽。跟着，就借用皇帝的口吻，将丞相章得象、晏殊，参知政事贾昌朝，枢密院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及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一一大加褒奖。最后收束，又将皇上退奸进贤的圣德，拢共歌颂了一遍。
仁宗不过刚刚摆开了一点儿架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杜衍都是朝中老人，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则刚到新位置，一切都尚未开始，石介的颂诗，也写得太早点儿。而且，锋芒也太露了。
颂诗传到他的老师孙复那儿，孙复一读完就气急败坏，仰天叹道：“什么‘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有这样写诗的吗？守道、守道，我怕你从此不得安宁了！”
范仲淹也特恼火，对韩琦骂道：“这鬼东西要干什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暂时什么事都还没有。
那一面，欧阳修他们则真正在不遗余力地廓清战场，扩大战果。
已经罢去的吕夷简，还可能卷土重来，或死灰复燃，首先得将他敲死。
吕夷简授太尉致仕的时候，还有特别礼遇——朔、望及大朝会参朝，准他与中书、门下官员一起排班，还赐官给他的子弟。欧阳修上书皇上，请求罢免。理由自然也很充分：二十多年来，吕夷简隳毁纲纪，坏乱天下，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一拍屁股走了，将一个烂摊子丢给陛下。这样十恶不赦的人，早该严惩。皇上宽厚仁慈，优待保全，已是天高地厚的恩德了。是他有负于皇上，不是皇上有无负于他，根本无需再加恩！至于他的子弟，沾老子的光，早已恩典至极。如今边庭多事，在外面辛劳王事的有功之臣，都不能得到额外升赏，再让这些大奸大恶之家的愚呆子弟非分得赏，也太不公平了，请一定罢去无端恩典！
请罢旧恩之外，就是堵死他的干政之路了。
夷简既已致仕，就没有正常渠道说话了。他想了一个新招，不是经常有太医一类人给他看病送药吗，他有奏章，就通过御药局悄悄递上去。
这事也没逃过欧阳修的眼睛，他立马去找皇上：“陛下，听说已经致仕的吕丞相，常常通过御药局呈密折上来，有这事儿吗？”
皇上只问：“你听说什么了？”
“陛下，吕丞相当国二十多年，将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现在更神昏智耗，哪里还能再干预国家大事！他自己也早该闭门休养，不问世事。即便真有什么想法，原该光明正大地去政事堂、都堂和大臣们说，这么悄悄地递密折，是要惑乱圣听，绝不是什么好事儿！还有一层也不能不防。丞相自己风瘫昏聩，早不能握笔了。有折子，也一定是别人代劳的。他的子弟都呆傻不肖，难免有人作假，这就非同小可了！圣上固然圣明，不会上当，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光知道吕夷简还在干预国政，难免人心浮动。陛下，古人常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您可要坚定不移呵！请陛下从此杜绝密折，再不让一个已经致仕的无功之臣惑乱圣听。”
这话面面俱到，不管怎样，皇上心里也得过一遍。夷简既已致仕，声势体能也没了还手之力，差不多只能逆来顺受了。
旧邪既已敲定，该防着新邪了。
干旱的时候，有个翰林学士、礼部郎中、知制诰苏绅，向皇上奏了一本，说：“《洪范》五事，说：‘言之不从，是谓不NB836。厥咎僭，厥罚常。’又说：‘刑赏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旸。’说的就是号令不专于上，权威下移于臣子，任他们哗众取宠，僭越陵上，必将导致阴阳失调，阴衰阳亢。久旱不雨，正是老天爷的一种惩罚警示。陛下不从为政的弊病上找根源，光祈祷，恐怕不成！”矛头所向，主要就是几个新任的谏官。他们什么都指责，苏绅一干人早已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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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十一回（2）
苏绅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过。
也是天遂人愿，不久，苏绅竟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推荐太常博士马端做监察御史。
这马端是有隐私的。而这隐私，恰好又落在欧阳修手里。
铜器可以铸铜钱、兵器，朝廷严令禁止民间收藏铜器。马端的老妈有个大铜佛，说什么也不愿交出来。马端怕受严惩，跑去告了官，官家来人没收了铜佛，又将他老妈拖去打了一顿板子。欧阳修将始末说完，就上纲上线道：“陛下，这做儿子的不能以礼防闲，坑他娘老子犯法；犯了法之后又不能容忍隐瞒，倒跑去首告，叫他亲娘老子吃板子。这样的人实在不齿于人类，连做个普通官员都不配，还能做言官，纠正朝中不法无礼的事吗？就是普天下没有一个好人，也不能用这种人！何况，正人君子还多得很呢！马端的事，人人都知道。苏绅什么人都不荐，偏偏举荐这种人，不是同流合污，明目张胆地欺君罔上吗？这样的事都敢干，什么事不敢干！请皇上收回成命，苏绅这样的人也不宜留在皇上身边，应当调他出去。”
皇上的亲娘惨遭不幸，他一辈子心里都有个大疙瘩，特重孝道，果然动了怒，马端官没升成，苏绅也放了外任。其实，这里有个忠孝两难的暗结。只是仁宗盛怒之下，想不到许多罢了。
范仲淹前面还有一个障碍，参知政事位子没空，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