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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4）
薛向听到消息，先给皇上上了一份折子，诉说了自己的担心：不是担心升官与否，而是担心目下的事业能不能再做下去！皇上当时就下了一个手诏，着专人加急送给了薛向。手诏写道：
政事之先，理财为急。故朕托卿以东南赋入，皆得消息盈虚，翕张敛散之。而卿忠识内固，能倡举职业，导扬朕意，底于成绩，朕甚嘉之！前览奏，且虑流言致惑，朕心匪石，岂易转也！卿其济以强，终之不倦，以称朕意！
薛向见到手书，自然感激涕零，益发效忠皇上了。
就在这前后，枢密院有了空缺。这冯京被用，岂不是十二万分的无奈吗？
就这，第二天神宗还是动摇了。他问几个执政：“朕想想，冯京还是有些问题，太弱！大家看看，能不能与司马光一起用呢？”
“我看可以。”公亮说。
“司马光比冯京多少是要强一些，但流俗以他为宗主，就更不好应付了！而且，枢密院的事，司马光果真明白吗？”安石说。他身处第一线，不能不关注双方力量的消长。最后一问，也实事求是。
“不明白。”神宗想起司马光先前辞枢密副使的折子，如实说道。
“既不明白，虽强于冯京，与枢密院的事有何补益？不过徒然增加流俗的力量，与新法抗衡罢了！”安石说。
“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公亮说，“真宗用寇准的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用寇准，他说：‘就是要异论相搅，大家才会各自小心，不敢为非作歹！’”
也不知道他想表示什么，他自己或许也有些不大清楚，或者，一系列的激烈斗争，终于叫他有些晕头转向了，他当真有些退缩了？这话可不像丞相说的话。安石一时明白不过来，不由自主地瞅了他一眼。这是大是大非，不能不辩：“丞相这话，自然不无根据。可照实理说来，却不够全面。倘若朝廷果真人人异论相搅，还怎么治理天下？我倒是以为，朝廷任事大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天下事是再办不好的！”
“对。不能让异论相搅，必须步调一致！”神宗也深有体会。
公亮这才懊悔起来：真是老了！怎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呢？至于司马光，他还是想留在枢密院。
“这事怕也由不得朝廷！前不久，朝廷不是也用过他？他因为言事不听，一再辞了的。这次，他要是再坚持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不就职，朝廷怎么办？”安石说。
怎么办？没法儿办！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还是算了吧！神宗到底下了决心，只用冯京，不用司马光了。
这事虽然了了，可安石一想起曾公亮的话，就非常不安：已经步履维艰，再要来个异论相搅，简直待都没法儿待了，更甭说别的了！到与皇上单独相对，安石到底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陛下，君子从来不肯与小人厮搅。之所以还与他们应付，不过等着人主觉察，当机立断，有所判别而已。假如始终要君子与小人厮搅，他们只有卷怀而去了！君子入仕，不只是为了高官厚禄，主要还是想行其大道，忠君报国，造福苍生。倘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还有什么指望呢！”
神宗虽明白这话的分量，可除了安慰与空洞的承诺，一时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安石原只要皇上明白自己的心迹，并没幻想出现奇迹，说过也就算了。虽然如此，君臣之间毕竟又多了一分了解，日后相处也就有了一条更实在的底线。这对于双方，都不无益处。
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的君实，终于请求外调了：想去许州或西京洛阳。
神宗挽留他说：“爱卿怎么能走呢？朕正要重申前命，让您去枢密院，您就接受任命吧？”
君实苦苦一笑：“臣旧职都应付不了，哪里还敢升任！”
“您何必这么说呢？”神宗问。
“微臣实在不敢再留在朝中！”君实好像有无限苦衷。
皇上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还是劝道：“是因为安石吗？您与安石关系一向不错，干吗多心呢？”皇上可能忘了君实专攻安石的密折，要不，就是有意回避？劝人嘛，总要拣能说的说不是？皇上也不例外。
“臣与安石是不错。可自他执政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意见相左。”君实自己倒是说得转了，“如今忤逆安石的，比如苏轼这些人，谁都被栽赃陷害，中以危法，臣怎能不心惊胆战？只要能保持清白，不被糟践，贬谪削黜，臣都认了！且不说这些人。我与安石交情再深，怎么也比不了吕公著与他的关系！那又怎么样？开始荐公著的时候，将他说成一朵花；后来诋毁他，又成了千古罪人！同样一个人，前后怎么就有那么大差别？说出来也要有人信哪！”
“安石与公著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好，到他有罪，安石丝毫不敢隐瞒，说明他大公无私，一切以国是为是，不正求之不得吗？而且，像青苗法，已经很有成效了！”神宗的逻辑完全相反，君实倒踢了一个乌龙球，反给安石平空加了一分，也实在没有办法！
“这事天下都认为不对，只有安石与他的同党才这么认为罢了！”君实再不提公著，只说青苗法了。
这么说，朕也成了他的同党喽！可与他较不了真，还是说别的吧！“苏轼不是什么贤士，爱卿怕是偏听偏信了。他的奏折，朕还不知道，早就传得朝野尽知了！他葬苏洵，韩琦送他三百两银子他不要，却用官船贩卖盐与苏方木、瓷器。这样的人，能是贤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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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九十回（5）
“这不过是安石的姻亲谢景温造谣攻击罢了，臣所以不敢不去咧！而且，苏轼再坏，也比那个不为母亲守丧、禽兽不如的李定强多了！他不还是一样被用作御史吗？”君实大概认准是最后一次，毫不相让地辩道。
神宗反倒笑了：角度不同，看问题就完全两样。看来，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他一摆手：“咱们也不必斗嘴了，爱卿还是考虑考虑朕的意见吧！”
隔天见着安石，神宗笑着告诉他：“司马光对您成见颇深，似乎很怨您！”
“那为什么？”安石平淡地问。
“不过那些事。他请求调出去，说谢景温是您的羽翼，上书揭发苏轼。他举荐过苏轼，怕是心虚吧？”皇上推测说。
“陛下，臣每每称赞谢景温平直，是有原因的。韩琦掌权，知名不知名的都走崔公孺的路子，总在韩琦面前夸奖崔公孺，愣是让韩琦认为崔公孺真是个能人！其实，平常稀松得很。崔公孺呢，也投桃报李，在韩琦面前说那些人的好话：他们也同样官运亨通了。”
“等等，这崔公孺是谁？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打断安石的话，问道。
“陛下不知道？崔公孺是韩琦的妻弟。”安石说。
“我说呢，不相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为路子？”神宗笑道。
“当时只有谢景温不买崔公孺的账，所以臣一直记在心里，每每为他延誉。”安石解释说。
“是这样，这自然应该！”明白了原委，神宗也点头称是了。
“用人最忌有才而奸邪的人，因为他深不可测。不过，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他。只要陛下深考事理，明用典刑，有才而奸邪的人即使想怎么样，也不敢动心，只好服服帖帖。至于司马光一类人，他们怎么能迷惑陛下呢？”安石说，他似乎始终未将君实当做同一级别的对手。
神宗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司马光说如今是非淆乱，很难分清是非，倒也真值得忧虑。”
“不过，也不是没有是非。验之以事实，考之以先王之道，是非就泾渭分明，不容随意涂抹了。当初司马光说不当让薛向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尚书》就有‘懋迁有无化居’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他又说薛向一定会失陷官家财物，事实怎么样？不但没有损失，还为国家创造了许多财富！其他事情，大致也都如此。比如李定、苏轼的事，一提出来，朝廷就要下面一查到底，也是一视同仁，并没有包庇一个，放过一个。谁在陷害苏轼？查清了，他不就洗刷干净了吗？”既有理有据，神宗当然不能不信。
“有人拿党锢之祸比附现在，爱卿怎么看？”神宗想起最近的流言。
“臣只能说是胡说八道。什么是党锢之祸？人主昏乱，宦官专权，迫害士大夫，这才有党锢之祸。如今哪儿来的党锢之祸？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恕臣斗胆直言一句：陛下明智，前世君主无人能比，只是刚健不足，不能一道德以变风俗，所以异论才纷纷攘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