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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古代的均齐之法,这种弊政不是很该改一改吗?
怎么改呢?当然还是过去说的:法先王之意。
首先,应当赋予主管诸路财政经济的方面大臣充分的权力,让他们有权管理所辖地区的财赋收支,知道本地区的一般生产情况;其次,要将朝廷的需求及时通报他们,好让他们灵活掌握辖区内相关物品的收纳、采买;最后,还应当给他们提供一笔资金,让他们有能力机动处理相关物品,买进或收纳,尽量做到就贱不就贵,就近不就远。要是某地根本不出产某样东西,当地百姓只要出点钱就成了,不必再赶鸭子上架,为上贡根本没有的东西大伤脑筋。这样做,至少有三样好处:一是,可以将轻重敛散的权力收归朝廷,大商巨贾再也无缘置喙其间;二是,因为收纳买卖物品都是扣着数字来的,不再盲目,又就近、就贱,再不花冤枉钱,不仅采买费用可以省下不少,额外的运输劳务、金钱支出,也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最后,老百姓也会因为这种变通办法,减轻许多重敛之苦。这种办法,不仅老百姓得了实惠,朝廷也同样得利多多:除了省而不费,一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还可以在物品的滞卖与销售之间得到一笔差价,实现双倍收息。既有这些好处,行而久之,还能不国用充足,百姓富裕吗?
他将自己的所有这些想法,全都以制置条例司的名义写进了折子,题目也就叫做《乞制置三司条制》。可到要送给皇上,他还是犹豫了:且压一压再说吧!
除了富弼他们攻击的压力,也还有他自己理念方面的原因。
照他的设想,变革首先应当是从择术与培养全新的官吏开始。可现在,条例司上的第一个条陈却是赋税,他不能不有所遗憾,有所踌躇。
皇上却沉不住气了,已经问了不止一次:“爱卿,条例司的工作最近有什么进展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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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4)
安石只好回答:“正在抓紧进行,已经有些头绪了。”
“那就好。爱卿不必顾虑。该雷厉风行就要雷厉风行,用不着犹豫。”神宗鼓励说。
安石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陛下,如今急于理财,难免首先要使用能人。”
“这个自然。”神宗能领悟这一点。
“这贤与能,常常难以两全。既要用能,其他方面只好暂时放一放了。”安石继续说。
“是这个理儿。朕也常听先帝说,‘急时用能,闲时用贤’。想来也该就是这个道理。”他说的是英宗。因为有父亲的教诲,他对安石的话一点都不觉着隔膜。
“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安石踌躇了一下,说:“天下不知道究竟,只看到朝廷以使能为先,以理财为务,而对于礼义教化等好像一点也不重视,影响所及,对于敦厚天下风俗,是很不利的!这是关系国体、世风的大事,陛下要时时心中有数,想着分清轻重缓急!”
这话似乎在哪儿听过?谁说的?一时想不起来了!用君子不用小人,用小人会败坏风气。呵,对了,不是富弼前不久说的吗?不过大同小异罢了!神宗立刻警觉起来:“爱卿是听到什么流言了?”
“那倒没有,微臣一向大抵就是这么看的。就是理财,也要有个本末之分。”安石解释道。
神宗想起安石关于择术为先等一些话,终于释然了:“没有就好。流言朝朝有,不听自然无。爱卿只管大着胆子做事就是了,千万不要顾虑太多!至于本末关系的话,朕记在心里就是了。好歹,事久见人心。朝廷到底讲不讲礼义教化,长了,总会看出来的!”
话虽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可没那么容易。
安石进了中书,才发现一件怪事:明明是中书下的札子,却全都打着圣旨的旗号!而且,这些札子还常常言不及义,甚至颇为荒唐。这怎么行呢?圣旨是圣旨,中书札子是中书札子;前者至高无上,后者再重要,也不过臣子的私见,怎么能与圣旨混为一谈?那岂不是以臣代君,完全颠倒了?更奇怪的是,这么明显的错误,涉及朝廷根本的大是大非,居然没人纠正,让它一直延误至今!因循苟且到了这种程度,想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安石当即向皇上奏道:“陛下,微臣进了中书才发现,中书处分事情的札子都被称作圣旨,却十有###不中事理,甚至还有谬误百出的。这中书是中书,中书的文件再重要,也不能与圣旨混为一谈哪!”
神宗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吃了一大惊:“有这种事?这还得了!”
“所以微臣想请旨,是否以后中书的札子,只以中书的名义发出去,不再挂称圣旨。”安石提议。
这不是维持皇权神圣,杜绝臣用君名的大好事吗?神宗张口就要答应。可回头一想,这是大事,还是问问清楚,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便开口道:“爱卿说的这事太重要,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好吗?”
“那是自然,要与大家商议的。”安石回答。
一问的结果,是非竟完全颠倒过来了!
唐介说:“陛下,这中书札子称作圣旨,是有缘由的。”
“还有缘由吗?什么缘由?”神宗不知道。
“当年寇准寇丞相对知州冯拯不满,用中书札子随意调了他的官,被他告到太宗那儿。太宗原来要升冯拯做参知政事,一听就火了,说:‘在前代,中书权臣就是靠用堂牒作威作福。太祖看到中书堂牒比圣旨还管用,就将中书堂牒干脆废了。如今再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两样?’打算将中书札子也废了。儒臣张洎说:‘废了札子,中书办事就没有可用的公文了。’太宗这才改了主意,说:‘这样吧,大事用诰敕;其余事情,需要用札子,也要上奏取旨。’中书札子这才被称为圣旨了,哪里是乱叫的?要是札子归中书,不叫圣旨,那不是政权不出自天子,而改成出自大臣了吗?大臣忠诚可靠,都是撇开天子,擅作主张的不法行为,要是用非其人,那祸事还得了!”
“原来这样!”神宗说了这么一句,竟说不出第二句话了!祖宗办事,原来都是有道理的,自然不能乱改!中书文件乱用圣旨名义固然不好,可毕竟请示过,自己还能把握;要是中书不用圣旨名义,自己就下文件将事情了了,朕不是成了空头皇上?这多危险哪!怎么着,也不能这样!至于中书文件不以皇上名义下的种种好处,以及中书是不是也有借圣旨之名而行事等各种弊端,他就再也顾不上去想了。
安石的建议,当然只能泡汤了。你说这大胆为事,容易吗?先在皇上这里,就可能打上坝子了!
这固然是有关权力的大事,可小事,也一样不好办。
神宗不是因为天旱,避殿节食,经过公亮、安石的劝说,到底恢复正常了?到四月神宗诞辰——也就是同天节,安石他们的意见,为尊隆国体,还是要庆祝一番。契丹等处的外国使节,不还要来吗?可富弼却另出高招,说:“历来惯例,有灾变都要撤乐缩食。目下旱灾未断,陛下要是停着寿诞不过,可以向中外显示您恤灾爱民的盛德,正是千秋不泯的一段佳话。请陛下免了寿诞,不上寿吧!”神宗想想这话在理,果真停了寿诞不过了。
说来也就那么巧,寿辰那天,还真下了一场小雨。富弼这下可抓住话把儿了,当然得说话。那话说得也相当俏皮:“虽说下了雨,但老臣倒是愿意陛下不至于因为这场雨太高兴了!仍然要常常想着灾变,敬畏不敏。这老天爷,赏罚分明,报应昭彰,实在太明显了。您修了德行,它就立马下雨;要是将来万一德行有亏,它还不立马又会降下灾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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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5)
不说事实胜于雄辩吗?有事实作证,皇上如何不听?何况,他一向还相信天人感应!当时就很动情地答道:“丞相说的都是事实,朕敢不敬畏天地?朕一定将你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神宗倒并没有忘了他的主旨。对于富弼这样的老臣,他或者不能不优容厚待,说到其他的反对者,他有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做了北院宣徽使的王拱辰,从北京大名府回来,也想拿变法试刀,对皇上说:“微臣回来,也想进些忠言,只是不知道陛下想些什么,不好胡乱开口。微臣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唐代从唐穆宗李恒一直到宣宗李忱,丞相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之争,一闹就是几十年,打的也是变革不变革的旗号。皇上不能不严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