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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择术为先，陛下。”安石回答。
既不是变法为先，也不是理财为先，而是择术为先。为什么是择术为先？择术，应该就是选择方法道术了？既是选择，该选什么好呢？神宗不大明白：“能不能请爱卿解释一下？”
“陛下，学术方法是一切行动的根本。治政也好，自我修养也好，都无不以它为旨归。有什么样的学术方法，就有什么的方略举止。选佛法，只能有僧侣的修为；行道学，举动必然是三清教徒。学杨朱就不会爱人，皈依墨子就难得尊亲。以先王之意为法，则不会误入旁门。所以愚臣以为，一事当前，择术是第一件大事。明白正道之后，才能谈得上别的。”安石娓娓而谈。
“就是说法先王之意，先得弄清先王之意究竟是什么？”神宗若有所悟。
“正是这个意思。陛下天纵圣明，无人能及！”安石赞叹说。他不知道神宗早就读过他的著作，对他的思想早已有所领悟，以为他不仅能举一反三，还能超越平常人根本无法逾越的许多中间环节，直接突入核心，所以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
神宗的思想，却又跳入另一个天地了：“请问爱卿，唐太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唐太宗嘛——”安石稍微犹豫了一下。主要是有些意外：皇上的思路怎么转得这么快？但他很快就有了答案。他也是个思想特别敏捷的人哪！他说：“唐太宗应当是个了不起的明主。听言纳谏，任贤用能，创下一个贞观之治，也算难能可贵了。但他所知不远，行动并不全合法度，只是有机会生在隋朝极乱之后，又逢着隋帝的子孙昏聩恶劣到了极点，容易讨好，所以后代才对他称颂备至。真正说起来，名实并不完全相符。何况，时世变化，如今已非唐初可比。陛下要学，事事都应该以尧舜为榜样，才对。”
大宋遗事 第六十五回（5）
唐太宗一直是神宗的偶像，从来也只听人家对他推崇备至，根本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议论这位圣明天子！神宗不由得脱口道：“朕还是第一次听人这么看待唐太宗！尧舜当然是圣人，只是离我们也太遥远了。”
是突然想起《满江红》——“尧舜事，远难觅；汉唐志，犹陈迹”，神宗才忽然有了这么一句？不大好说。但他认为尧舜过于遥远，该是非止一天了！
“遥远虽是遥远，却并非高不可攀。”安石剖析说：“尧舜做的事，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绝非不可企及。只是因为后来的读书人，不能通晓圣人之道，将本来简单的事硬是搞复杂了，尧舜事业这才成了供品，似乎永远只能膜拜，不能效法了。”
对这话，神宗依然不知所云。
实际上，它来源于安石的王霸思想。在金陵讲学的时候，他不就将王、霸一分为二了吗？在他看来，只有三皇五帝，行的才是表里如一的王道，此后的皇帝，最好的也是王霸杂用了。他是希望神宗表里如一，不仅实施仁义礼信，心里也始终想着它们，不至于像后来包括唐太宗在内的那些皇帝，做的与想的并不完全一致，总会留下无数遗憾。神宗不懂这个前提，如何能明白他的意思呢？
“简而言之，尧舜治理天下，既不以贤哲作标准，也不以宵小为根据，一切制度都从普通人出发。普通人能做到的，就立法为条款；普通人做不到的，或大大低于他们的一般要求，统统只作为道德理想或最低的伦理约束，决不用来作为立法的依据。能真正把握这一点，大体也就离圣人之道不远了。”安石换了一种简捷的说法。
“你这么说，朕就明白了。就是你在《万言书》中说的，喏，”神宗翻着手里的一本《万言书》：这儿。‘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是不是？”
这下轮到安石目瞪口呆了：难道皇上一直都将自己写的东西，当做案头书？
神宗不等安石说话，又很动情地说：“爱卿可谓责难与君矣！可惜朕躬愚拙鲁劣，恐怕会有负爱卿的盛意，但朕躬愿意努力奋斗！也望爱卿刻意辅助，咱们君臣一起共赴大道！”
从来君臣遇合，推心置腹，有几个人能到这个地步？就是刘备与诸葛亮，也不过如此而已！安石一时情不能已，说道：“陛下的知遇之恩，臣万死难以报答！”说到后面，哽咽难言，竟连听也没法儿听了。
神宗也一样非常激动。还是丞相比他们稍微冷静一些，见他们都过于激动，时间也很不早，悄悄提醒安石，这才告退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六回（1）
百年无事追根不难
三代有约打坐岂易
神宗本来就是个心怀大志的主子，与安石一席话，不仅使他信心倍增，也大大提高了理想的档次：他已经不止于追慕汉武帝、唐太宗，而要以唐尧、虞舜等三代之君为榜样了。他不是不知道这对于他几乎是件高不可攀的事情，但他还是愿意以它为目标，并决心为之奋斗终生。虽然贵为皇上，毕竟年轻，那心胸也与普天下有志气的年轻人大体是相通的：对于未来，总要憧憬最好最高的。狂是狂了一点，却并非毫无意义。唐太宗说：“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要是取法于下呢？实际可能实际了，却只能入于下流，万劫不复了。所以，谈到理想抱负，尤其是年轻人，宁可取大取高，不可取低取平。一开始就抱定在鸡窝里待一辈子的打算，今后是很难一飞冲天的。
三代之治，始终是王安石、乃至所有专制政体下主流士人的理想极治；安石更有王霸之分，向往表里如一、了无遗憾的王道政治；为神宗与自己设想，也未尝没有“取法于上，仅得其中”的先期心理准备。所以，为神宗虚悬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对于安石，也正是一个非此不可的选择，绝非偶然。
就历史而言，君臣之间能在这样一个最高理想上契合一致，可谓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由这一点出发，他们能做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也就不会纯粹是蹈虚御空了。
第二天该是朝会的日子，神宗去文德殿应了一个卯，就又折回东门小殿了：他还要召见王安石，昨天还有许多未尽之意！陪同的仍然只有曾丞相一个人。
一见面，神宗先免了两位臣子的礼：“不必行礼，咱们抓紧时间坐下说话。”
落座、赐茶等事刚完，神宗又抢先开口了：“昨天与两位爱卿的谈话，叫朕彻夜难眠。朕的一个难题，终于有人能解答了！希望二位爱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有任何忌讳！”
这样不明不白的话，谁都一头雾水！公亮问道：“不知陛下是指什么？”
“丞相也不知道。这问题朕存在心里，很有一阵子了，谁也没有说过。想倒是也想说，试过几次，还是闷在心里了：他们还不如朕想得深远，不会给我满意的答案，何必难为他们，白耽误工夫！”这问题可能真是太重大，神宗在心里也萦回得太久了，以至一提起来，他先就感慨系之。
他既这么说，公亮与安石反倒不好再问了。好歹，神宗自己到底揭出了问题：“我朝自太祖开国至今，也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没有什么大的变故，称得上粗致太平。两位爱卿想想，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道理？”
连公亮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既是粗致太平，就还不是极治，还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这里面应该有不少教训？而没有大的变故，又多少有太平可言，除了教训，应当也有成功的经验？神宗出的是一个大题目：总结一百多年安邦治国的经验教训。这样的大题目，确实很少有人考虑；有考虑，也未必有那才力见识能一语中的。而且，经验教训从来都是通向未来的出发基地：能总结出经验教训，也就大致可以制定补偏救弊的完整方略了。这样的人，除了安石，上哪儿去找？无怪乎皇上要将这个问题久久憋在心里，直到今天，而且是在见过安石之后，才第一次郑重其事提了出来。皇上的知人之明，真正叫人折服！
“陛下，这个问题，老臣确实是头一回听说。您是知道我的，才识学力都有限，很难回答，只好请安石做这篇大题目了！”公亮老老实实地承认说，眼睛也就慢慢移向了安石，充满着期待与鼓励。
相关的方方面面，安石考虑得不算少。但所有的东西集中为一个问题，而且以如此明确集中的形式提出来，这却是第一次。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