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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问题，问得相当刁蛮。那潜台词是：吴某比张某问题更大，你司马光怎么一言不发？公道何在？该言而不言，岂不失职？司马光的回答，则既圆滑，又强词夺理：不知道，是不认同吴奎有罪，神宗发力就没有落点了；说张方平关心实事，是迎合人主，是不问实质，陡逞口舌之辩。迎合固然不假，但财政崩溃是实情，是当务之急，谈它究竟比那些大话套话要有价值得多。作为言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根本不从国家大局需要指陈关键，岂能没有错误？
司马光舌战神宗虽勉强打了个平手，可他在神宗心目中的地位却大大打了一个折扣。神宗想起前不久司马光的上书，修身三要——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三要——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全都是说了几千年的老话、套话；而且，他自己还夸耀说，同样的话早在先帝与仁宗时代都说过了，实在一生所学只萃于此，所以又将它们重新献给皇上。当时自己没怎么往心里去。现在看来，这个人是真迂！对国事、世事一无所知，却偏执狂拗。至少，再不能让他做台谏官员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三回（5）
神宗与中书商议，免了他的权御史中丞，让他仍做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却拒不接受：“陛下，微臣关于张方平的意见既不被采纳，已是待罪之身。所有其他任命，臣一概不敢接受。”
大宋规矩，新任的敕命都要经过通进银台司把关。他们要是有不同意见，可以退回敕命，上书反驳。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封驳”。司马光的铁哥儿翰林学士吕公著，正管着通进银台司，能不说话吗？当时就上书封驳，请求保留司马光的原职不变。
既有制度，根本不睬是不行的，皇上也得遵守游戏规则不是？神宗只好又下手诏给司马光解释，说要他再任翰林学士，主要是借重他的学问道德：马上就要开迩英阁讲学，有他朝夕讨论，敷陈治道，可以补苴罅漏。根本与他弹劾张方平，没有一点儿关系。至于吕公著封还敕命，那是他不了解情况。
既已作出解释，就算尊重游戏规则了，皇上的意志还得贯彻。说到底，一切游戏规则，还不都是为皇权服务的吗？神宗将敕命交给阁门内侍，让他直接交给司马光。司马光从来不是一条胡同走到黑的人，又有皇上的手诏能体面下台，再不说什么了。
这下，吕公著没面子了，赶紧上书争较。说是敕命不经银台司，是在他手里坏了朝廷规矩，他怎么敢当？神宗又在他的奏折上批道：等开了迩英阁，你就知道朕的意思了。开迩英阁请品学兼优的大臣讲论经史子集，是祖宗立下的规矩，大宋历代皇帝无不遵行。神宗既这么说，只好等了。
不久，果然开了迩英阁。讲完课后，侍臣退去，神宗独独留下吕公著，向他解释说：“朕是要借重司马光的道德学问，让他常在朕的身边，才调他的，决不是因为他意见不当。这意思已经告诉司马光了，想来他也理解了。”
皇上给足了面子，司马光本人也不再说话了，吕公著当然不好再讲什么。但他对敕命不经银台司而直接交给命官，仍旧耿耿于怀，坚决请求辞职。神宗早就听说他拗，比司马光更拗，劝了几句，见劝不通，只好不谈，改口问道：“司马光这人直倒是蛮直的，是不是有点迂阔？”
公著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孔子是大圣人，子路还说他迂；孟轲是大贤人，当时也有人说他迂。说司马光迂，更不奇怪了！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看问题过于深远，一般人无法理解，才乱说一气罢了。其实，哪里是迂呢？请陛下一定细察！”
这不是将司马光比作孔子、孟子了吗，而神宗则成了不懂事的子路与世人？可神宗不过微微一笑，知道他们俩是铁哥们儿了，也不来与他争辩，只挥手请公著下殿了。
公著已经走了几步，突然想起辞职的事还没有结果，又复返身折回来了。神宗没办法，只好给了他一句放心话，准他辞职，新职等另外安排。公著这才雄赳赳地得胜下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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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四回（1）
钟子正收复绥州地
韩稚圭改判永兴军
随着判相州的敕命，朝廷还专门另下了一道恩诏：让韩琦出入仍用两府的仪仗；在兴道坊赐他一处住宅；他的长子韩忠彦韩师朴，也由秘书丞晋升为集贤校理。韩琦自然要进宫叩谢皇上。
眼见着三朝丞相、册辅元勋真的要离开，神宗心里怎么着也不是滋味，不禁滴下泪来：“丞相一定要弃朕而去，朕也没有办法，只好随你了！还望丞相多加保重！”
韩琦一时也百感交集，哽咽难言，半晌才回道：“陛下圣恩浩荡，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难以补报万一。老臣请去也是万不得已，还望陛下原谅！”
这君臣之间，历来关系微妙，难以尽言，他们这感情也倒不都是假的。
两个人对着发了一会儿呆，神宗才又问道：“爱卿一去，谁能担负重任？”
韩琦没吭声。
“王安石如何？”神宗指名道姓了。
“王安石品学兼优，做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至于辅国执政，就完全不合适了。”韩琦沉吟道。
不合适？哪儿不合适？是因循守旧不合适，还是革故鼎新不合适？不过，这话神宗只搁在心里，没问出来。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答案，何必多事！他另外改口道：“丞相就要动身，事情一定很多，朕也不耽搁你了，且回去忙你的吧！”
既有这话，韩琦也就告退了。
丞相远行赴官，当然不像一般小民外出，抬腿就走，有的是事情需要料理。光说交接政事，就非同小可。他这里还没收拾好，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不去相州了。
陕西那边又出了事。
英宗手里，西夏不就狠狠挑衅过一次，弄得欧阳修连着上书请求备战，韩琦大搞义勇刺手？这一次，主动权开始却是操在大宋手里。
神宗接位，他的战略思想虽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收复失地、积极进取的心态，却是早就有了。他的《满江红》慷慨悲歌，既愤怒“燕山河套胡尘急”，又幻想“谈笑灰飞强虏灭”，不是早就露出了端倪？这思想的最近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做郡王的时候。
王安石当年不是举荐过薛向薛师正吗？不久，他就升了陕西路正转运使，一直留在任上。久在陕西，对于边事当然比较熟悉。英宗接位，他就边事连着上了几次书。先是向朝廷献了十五篇《西陲利害》，专门考较与西夏的关系及西部边陲兴利除害的种种事情。跟着，又上书陈述了御边五利：一是信任将帅，守住冲要之地；二是主动攻击，让敌人疲于奔命；三是减少边防戍守士兵，扩充实力；四是堵死西夏经济来源，让它财政崩溃；最后是节省开支，让国家本固枝荣。英宗很赏识他的这些建议，一直将它们放在手头，以便随时翻看。正做郡王的神宗常在英宗身边，近水楼台，这些奏议也都一一拜读了。心里既很佩服，对师正本人有了较深的印象，他的那些思想，也就不知不觉汇入神宗的脑海，成为神宗西夏对策的最近一个源头了。
神宗接位不久，就收到师正的一个奏折，请求优赏西夏一个投诚的酋长朱令陵。这朱令陵是西夏横山族的一个很得力的酋长，是由清涧城守将钟谔钟子正招降的。清涧城还是范仲淹当年屯兵戍边时建的，正是接壤西夏绥州的第一座边境堡垒。钟谔钟子正呢，也是将门之后，敢作敢当的一个人。延州主帅怕挑起边境纷争，负不了那责任，原来不同意招降朱令陵。钟谔拍了胸口，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这才招过来了。西夏来要人的时候，延州主帅又打算放人，钟谔不好再顶，只说：“咱们这边也有人叛逃。有一个叫景询的，前不久就跑过去了。西夏要人，可以拿景询来换。”主帅拿钟谔这话一回，西夏再不要人了。转运使有权监察一路官员，钟谔也将这件事报告了师正，师正是支持他的。师正已经做主，赏了朱令陵十顷田，一所住房，这次是请求朝廷再封他个官儿，也好让他向同胞炫耀。这对于招降横山族人，大有好处。封赏当然不成问题。神宗对师正心仪已久，干脆以这个作由头，召他进京见驾了。
师正一点不见老，依然那么精干。神宗一见，更高兴了，笑着问道：“爱卿知道朕为什么召见你吗？”
“自然是为招降朱令陵的事。”师正想不到别的。
“朱令陵吗？降一道敕命，封他个官儿，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