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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见。已经罢出的富弼,也骂韩琦、欧阳修背叛仁宗,带累圣上,谄佞邀赏。爱较死理的范镇已经做到翰林学士,恰好判着太常寺,专管礼仪祭祀之类的事情,还能不说话吗?反对派又多了一个得力干将。
这里正硝烟弥漫呢,老天成全,来了一场淫雨大水,好比陡然降下一座火药库,反对派斗得更凶了。
八月雨季,一连下了几场暴雨。俗话说,“城里的雨,乡里的风”。城里排水原本不如乡下流畅,随便几点小雨,就沟满池满,到处洪水泛滥了。开封地势又较为低平,加上穿城而过的几条河已经好久没怎么疏浚,几场雨下来,就墙倒屋塌,到处冒水了。这事前几年也有过。不过,数这次来得邪乎:皇宫里面也进了水,打开西华门放都放不及,硬是连冲带泡,将卫侍们的岗亭与值班房都弄倒了。皇上坐在崇政殿等候群臣朝参,连韩琦在内,一共才来了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都叫水堵住了,来不了啦!派人一查,有名有姓的官兵百姓,一共死了一千五百八十多人!
害怕天人感应的皇上,自然又要老戏重唱:下罪己诏,广泛征求意见。这种时候言事,总是逮什么说什么。上回说的,不是立嗣与驱赶狄青吗?这回,除了濮王尊礼没有别的大事,那还能白白放过?
司马光、吕诲当仁不让,率先开炮:灾变是冲着尊礼濮王为皇、对太后不孝来的,只有改了,才能应付天谴。因为屡次上书达不到目的,知道是几个权臣作祟,笔锋所向,自然要指责权臣跋扈专权:要想逃脱天谴,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皇上必须收回权柄,不叫大臣舞权作奸。好像天倒是他们家开的,由着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大同小异的话,说的也非止一人。
可朝廷置若罔闻。吕诲就将矛头,直接对准欧阳修、韩琦一干人了。骂欧阳修首倡邪说,背叛仁宗,导谀人君;韩琦则是自恃勋劳,专横跋扈,勾结朋党,天下只知道韩琦快意恩仇,根本不知道陛下还有威福。甚至连豺狼当道,奸邪在朝之类的话,都统统骂出来了。又一连上了十几章,请求朝廷严惩他们,表示坚决与他们誓不两立。中书的其他人,像曾公亮等,自然也在攻击之列。跟着扯旗的,也有不少。
不过,这回,中书几个人不一样了。韩琦是个强梁的人,轻易不认输;欧阳修不仅是文章宗师,也修过唐书、五代史,历史懂得也老多。底下愈攻愈猛,他们终于上书自辩了。不过是引经据典,说称皇伯怎么怎么荒诞无稽,只有皇考才天经地义。说到天谴,他们更反戈一击:关于尊礼濮王,朝廷一直慎之又慎,始终议而未决,说天谴因此而生,实在既是诬天,又是诬人。
这么乱打笔墨官司,终究不是个办法呵?孙固孙和父,又来支招了。他原是韩琦引进中书编修各房文字的;英宗接位,诸王子受封,韩琦又推荐他做了英宗的长子——淮阳郡王赵顼的侍讲。有这两层关系,孙固自然既向着英宗,又向着韩琦。先前,他已经给韩琦打个招呼。眼见韩琦骑虎难下,他先打气说:“相公,这礼数可变,天性不能变。称濮王为亲,天经地义,决不能动摇!”
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4)
韩琦眉头拧得山高:“说是这么说,可现在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弄法?”
孙固笑道:“我跟相公说过的,太后这把钥匙不能丢。”
韩琦仍然愁眉不展:“这我倒记起来了。可这张牌怎么打呢?”
“好打。”孙固似乎胸有成竹,“以太后的名义下一份手诏,请皇上尊奉濮王为皇考;再由皇上下一份手诏,表示谦退,称亲而不行追崇典礼。一盘棋就活了。再有谁说话,也师出无名。”
韩琦沉吟着说:“是个办法,可以试试。”
回头与曾公亮、欧阳修一说,他们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当时就草了两封手诏,一封作太后的口气,一封作皇上的口气,中枢大臣做了真正的幕后提线人儿。
手诏写好,韩琦就派人将邓保吉找到中书来了。见礼已毕,韩琦先问太后的好:“邓大人,太后一向好吗?”邓保吉已经升了宣政使、入内都知,替了史志聪的缺,所以韩琦先抬举他。
“好。相公传下官来,是有什么吩咐吗?”保吉知道有事,自己抢先进入状态。
“关于尊礼濮王的事,不知道太后近来有什么想法没有?公公是太后身边的人,自然知道的。”韩琦问道。
“自打上次之后,您也知道的,太后已经明白了。最近没听她说什么。她与皇上是娘母子,还能不一条心吗?”保吉说。
“上次中书几位大臣见太后,您是知道的。我那时就向太后保证,关于濮王的事,不论做什么,一定要先请她的旨意。您久在宫里,应当比我们清楚,圣上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太后与他是娘母子,儿子焦心的事,做母亲的也不放心不是?中书想请太后出面,将这件事情了了,省得他们再牵挂。这是替太后早拟的一封手诏,烦您送给太后。她要是不同意呢,尽可以不作数,下旨叫我们另办,我们一准遵旨就是了。”
保吉点头说:“相公这话,再没有挑剔的了。您放心,交给我就是了。”
太后接到手诏,打开一看,除了叫皇上称亲,尊允让为濮安懿皇、几个夫人为皇后等之外,也为她留了转弯的地步:说是先不知道,及至再次翻阅史籍,才知道原来还有故事可循。既有故事可循,循史就行了,不必再犹豫了。她原先已经准备合作,既然人家连台阶也替自己张罗好了,还说什么呢!可毕竟是牛不饮水强按头,无论对先帝,还是对自己,都是一件憾事,她自然开心不起来。只略一抬手,吩咐保吉:“随他们去吧!如今这地步,还说什么呢!”
太后的手诏一下,韩琦就将第二封手诏送给皇上过了目。这封诏书表示,太后之命,不敢不遵,只好遵命称亲,尊礼濮王为父皇;只是追崇典礼及立庙诸事,决不敢奉行,只拟从简,不在京城另外建庙,只就濮王原来陵园立庙,叫濮王子孙辈奉祀,还要恳请太后允许原谅。也是面面俱到。皇上自然也高兴,当时就下达中书,宣示群臣了。
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当然不干。吕诲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说:“前不久太后还下手诏痛斥主事大臣,这才几天,就倒转过来,赞成称亲为皇了?一定是主事大臣从中捣鬼。何况,就是太后改变主意,皇上也应该斟酌,以对改错,不能随波逐流。怎么能就这么宣示天下,又下诏表示谦退?这不是张扬太后的错误,又贬损自己的爱亲之德吗?这样盗用太后名义、误导皇上的奸佞之臣,不严加惩处,以正朝纲,还得了吗?汉贼不能两立。首恶不除,我吕献可决不妄踏朝廷一步!”
他说到做到,上了一本之后,就待在家里再也不上班了。
反对派中还有一个范纯仁范尧夫,他是范仲淹的二公子,也是仲淹四个儿子里唯一中过进士的人。由知县而判官等等,几经流转,已经做了侍御史,从六品的官儿了。除了一般的反对,他尤其不能容忍叫太后出面干政。三代以来,从来没有将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只有秦汉之后,权臣为了兜售其奸,才抬出母后,要她干政。母后干政,实际就是权臣干政。可那往往也因为皇帝幼小,权臣有机可乘。陛下是成年登基,执政已四年之久,太后又早已撤帘,尊礼濮王的事,完全可以根据是非,由圣上自己做主。可现在却偏偏放权,要朝廷遵从太后的诏令行事!这都是执政大臣文过饰非,不计后果,妄开祸乱之源。以后,要是有权臣照此办理,矫太后之诏而作威作福,皇上还有安生的日子吗?
范纯仁这话虽然说得婉转,实质却不啻是骂韩琦一伙就是那种矫诏弄权的奸佞!韩琦一接到范纯仁的本章,气得手都发颤了,敲着奏折说:“你们瞧瞧,这范纯仁都说了些什么!我与希文,恩同兄弟,一直视他为子侄,他也忍心这么胡乱编排我!”
朝廷下诏让吕诲上班,吕诲拒不接受,申述道:“首恶不除,我无法上班。何况,我擅自离职,也罪在不赦,怎么上班?我情愿与奸臣们一起受到惩处!”
既是这样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架势,也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英宗问执政大臣:“诸位爱卿,怎么办呢?”
事已至此,只能依靠皇上的独断专行了,还用问吗?作为争斗的一方,也没法儿回答。
韩琦说:“我们这些人是忠是奸,陛下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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