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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见。已经罢出的富弼，也骂韩琦、欧阳修背叛仁宗，带累圣上，谄佞邀赏。爱较死理的范镇已经做到翰林学士，恰好判着太常寺，专管礼仪祭祀之类的事情，还能不说话吗？反对派又多了一个得力干将。
这里正硝烟弥漫呢，老天成全，来了一场淫雨大水，好比陡然降下一座火药库，反对派斗得更凶了。
八月雨季，一连下了几场暴雨。俗话说，“城里的雨，乡里的风”。城里排水原本不如乡下流畅，随便几点小雨，就沟满池满，到处洪水泛滥了。开封地势又较为低平，加上穿城而过的几条河已经好久没怎么疏浚，几场雨下来，就墙倒屋塌，到处冒水了。这事前几年也有过。不过，数这次来得邪乎：皇宫里面也进了水，打开西华门放都放不及，硬是连冲带泡，将卫侍们的岗亭与值班房都弄倒了。皇上坐在崇政殿等候群臣朝参，连韩琦在内，一共才来了十几个人。其余的，全都叫水堵住了，来不了啦！派人一查，有名有姓的官兵百姓，一共死了一千五百八十多人！
害怕天人感应的皇上，自然又要老戏重唱：下罪己诏，广泛征求意见。这种时候言事，总是逮什么说什么。上回说的，不是立嗣与驱赶狄青吗？这回，除了濮王尊礼没有别的大事，那还能白白放过？
司马光、吕诲当仁不让，率先开炮：灾变是冲着尊礼濮王为皇、对太后不孝来的，只有改了，才能应付天谴。因为屡次上书达不到目的，知道是几个权臣作祟，笔锋所向，自然要指责权臣跋扈专权：要想逃脱天谴，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皇上必须收回权柄，不叫大臣舞权作奸。好像天倒是他们家开的，由着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大同小异的话，说的也非止一人。
可朝廷置若罔闻。吕诲就将矛头，直接对准欧阳修、韩琦一干人了。骂欧阳修首倡邪说，背叛仁宗，导谀人君；韩琦则是自恃勋劳，专横跋扈，勾结朋党，天下只知道韩琦快意恩仇，根本不知道陛下还有威福。甚至连豺狼当道，奸邪在朝之类的话，都统统骂出来了。又一连上了十几章，请求朝廷严惩他们，表示坚决与他们誓不两立。中书的其他人，像曾公亮等，自然也在攻击之列。跟着扯旗的，也有不少。
不过，这回，中书几个人不一样了。韩琦是个强梁的人，轻易不认输；欧阳修不仅是文章宗师，也修过唐书、五代史，历史懂得也老多。底下愈攻愈猛，他们终于上书自辩了。不过是引经据典，说称皇伯怎么怎么荒诞无稽，只有皇考才天经地义。说到天谴，他们更反戈一击：关于尊礼濮王，朝廷一直慎之又慎，始终议而未决，说天谴因此而生，实在既是诬天，又是诬人。
这么乱打笔墨官司，终究不是个办法呵？孙固孙和父，又来支招了。他原是韩琦引进中书编修各房文字的；英宗接位，诸王子受封，韩琦又推荐他做了英宗的长子——淮阳郡王赵顼的侍讲。有这两层关系，孙固自然既向着英宗，又向着韩琦。先前，他已经给韩琦打个招呼。眼见韩琦骑虎难下，他先打气说：“相公，这礼数可变，天性不能变。称濮王为亲，天经地义，决不能动摇！”
大宋遗事 第五十四回（4）
韩琦眉头拧得山高：“说是这么说，可现在分歧这么大，该怎么弄法？”
孙固笑道：“我跟相公说过的，太后这把钥匙不能丢。”
韩琦仍然愁眉不展：“这我倒记起来了。可这张牌怎么打呢？”
“好打。”孙固似乎胸有成竹，“以太后的名义下一份手诏，请皇上尊奉濮王为皇考；再由皇上下一份手诏，表示谦退，称亲而不行追崇典礼。一盘棋就活了。再有谁说话，也师出无名。”
韩琦沉吟着说：“是个办法，可以试试。”
回头与曾公亮、欧阳修一说，他们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当时就草了两封手诏，一封作太后的口气，一封作皇上的口气，中枢大臣做了真正的幕后提线人儿。
手诏写好，韩琦就派人将邓保吉找到中书来了。见礼已毕，韩琦先问太后的好：“邓大人，太后一向好吗？”邓保吉已经升了宣政使、入内都知，替了史志聪的缺，所以韩琦先抬举他。
“好。相公传下官来，是有什么吩咐吗？”保吉知道有事，自己抢先进入状态。
“关于尊礼濮王的事，不知道太后近来有什么想法没有？公公是太后身边的人，自然知道的。”韩琦问道。
“自打上次之后，您也知道的，太后已经明白了。最近没听她说什么。她与皇上是娘母子，还能不一条心吗？”保吉说。
“上次中书几位大臣见太后，您是知道的。我那时就向太后保证，关于濮王的事，不论做什么，一定要先请她的旨意。您久在宫里，应当比我们清楚，圣上始终记挂着这件事。太后与他是娘母子，儿子焦心的事，做母亲的也不放心不是？中书想请太后出面，将这件事情了了，省得他们再牵挂。这是替太后早拟的一封手诏，烦您送给太后。她要是不同意呢，尽可以不作数，下旨叫我们另办，我们一准遵旨就是了。”
保吉点头说：“相公这话，再没有挑剔的了。您放心，交给我就是了。”
太后接到手诏，打开一看，除了叫皇上称亲，尊允让为濮安懿皇、几个夫人为皇后等之外，也为她留了转弯的地步：说是先不知道，及至再次翻阅史籍，才知道原来还有故事可循。既有故事可循，循史就行了，不必再犹豫了。她原先已经准备合作，既然人家连台阶也替自己张罗好了，还说什么呢！可毕竟是牛不饮水强按头，无论对先帝，还是对自己，都是一件憾事，她自然开心不起来。只略一抬手，吩咐保吉：“随他们去吧！如今这地步，还说什么呢！”
太后的手诏一下，韩琦就将第二封手诏送给皇上过了目。这封诏书表示，太后之命，不敢不遵，只好遵命称亲，尊礼濮王为父皇；只是追崇典礼及立庙诸事，决不敢奉行，只拟从简，不在京城另外建庙，只就濮王原来陵园立庙，叫濮王子孙辈奉祀，还要恳请太后允许原谅。也是面面俱到。皇上自然也高兴，当时就下达中书，宣示群臣了。
以吕诲为首的反对派，当然不干。吕诲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说：“前不久太后还下手诏痛斥主事大臣，这才几天，就倒转过来，赞成称亲为皇了？一定是主事大臣从中捣鬼。何况，就是太后改变主意，皇上也应该斟酌，以对改错，不能随波逐流。怎么能就这么宣示天下，又下诏表示谦退？这不是张扬太后的错误，又贬损自己的爱亲之德吗？这样盗用太后名义、误导皇上的奸佞之臣，不严加惩处，以正朝纲，还得了吗？汉贼不能两立。首恶不除，我吕献可决不妄踏朝廷一步！”
他说到做到，上了一本之后，就待在家里再也不上班了。
反对派中还有一个范纯仁范尧夫，他是范仲淹的二公子，也是仲淹四个儿子里唯一中过进士的人。由知县而判官等等，几经流转，已经做了侍御史，从六品的官儿了。除了一般的反对，他尤其不能容忍叫太后出面干政。三代以来，从来没有将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只有秦汉之后，权臣为了兜售其奸，才抬出母后，要她干政。母后干政，实际就是权臣干政。可那往往也因为皇帝幼小，权臣有机可乘。陛下是成年登基，执政已四年之久，太后又早已撤帘，尊礼濮王的事，完全可以根据是非，由圣上自己做主。可现在却偏偏放权，要朝廷遵从太后的诏令行事！这都是执政大臣文过饰非，不计后果，妄开祸乱之源。以后，要是有权臣照此办理，矫太后之诏而作威作福，皇上还有安生的日子吗？
范纯仁这话虽然说得婉转，实质却不啻是骂韩琦一伙就是那种矫诏弄权的奸佞！韩琦一接到范纯仁的本章，气得手都发颤了，敲着奏折说：“你们瞧瞧，这范纯仁都说了些什么！我与希文，恩同兄弟，一直视他为子侄，他也忍心这么胡乱编排我！”
朝廷下诏让吕诲上班，吕诲拒不接受，申述道：“首恶不除，我无法上班。何况，我擅自离职，也罪在不赦，怎么上班？我情愿与奸臣们一起受到惩处！”
既是这样一副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架势，也就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英宗问执政大臣：“诸位爱卿，怎么办呢？”
事已至此，只能依靠皇上的独断专行了，还用问吗？作为争斗的一方，也没法儿回答。
韩琦说：“我们这些人是忠是奸，陛下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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