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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什么是人间羞耻事也早都忘了!
高若讷气不打一处来,拿了这封信就去找皇上,为自己辩解:“范仲淹这里一贬职,我就多方了解,看看是否有什么出入。结果发现,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与皇上敕榜所说毫无二致。我作为谏官,当然负有言责。如果范仲淹贤德无比,仅仅因为议论得罪朝廷而受到贬斥,我第一个就应该上书直谏。可现在不是这样。他外托直言之名,内希急进之实,信口雌黄,自取其辱,贬得其当,何谏之有?欧阳修却贻书微臣,辱骂微臣当言不言,是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居心?难道非得与朝廷作对,才是有廉有耻吗?”气出尽了,这才将欧阳修的原信,呈给了皇上。
皇上与高司谏同仇敌忾,欧阳修被贬到长江边上的夷陵小县去做县令了。
四个当官的倒了霉,有人却因此发了一笔小财。
原来,有个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也很不服气这件事。他磨墨掭笔,写了一首古风,专指这件事,专说这几个人,题目就叫《四贤一不肖》。四贤即指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讷了。褒贬虽然不一,笔墨倒也平均:每人都是一段,韵脚各异,自有起讫,绝不厚此薄彼。最后表白心迹:“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明白说明,就是要让朝廷知道。朝廷还不知道呢,诗倒先传入民间了,人们争相传阅。一个头脑灵光的商人看准商机,当即雕刻印刷,公开销售,卖得那叫快!
这么个来法,当然不会没人算账。泗州有个通判上了一本,请求追究蔡襄轻薄朝廷、泄漏朝廷秘密的罪责。而左司谏韩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弹劾这个通判越职言事,希恩讨赏,应该重罚。警戒朋党的朝榜,确有一条禁止越职言事,韩琦算是歪打正着。两方面既各有把柄,只好扯平,通判没受惊动,蔡襄也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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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3)
事情虽闹得沸沸扬扬,仁宗皇帝却理直气壮,他有自己的解释:“贬范仲淹,哪里是因为他敢言直谏!朕没接位时,他曾上密书请立皇太弟,这样处理,已经很宽厚了!大臣们不知就里,不少人上书为他说话,这不是乱弹琴吗?应当立即下诏,严加申斥。”
太宗有九个儿子,真宗是老三,除了八大王元俨,其余都于真宗在位期间先后亡故了。仁宗所说的皇太弟,该就是元俨?元俨当年确实最得太宗的宠爱,到二十岁还不让他出宫,人都称他“二十八太保”,可到仁宗接位、太后垂帘,他也早韬光养晦,装疯卖傻,成了死老虎了。尽管如此,这接位大事,躲还来不及呢,谁敢掺和!何况又三番五次一再申斥,谁没事找事去!仁宗的这一招,也能算是釜底抽薪,范仲淹的事终于再没人提了。至于仲淹究竟有没有上密书请立“二十八太保”,当然更没有人问津了。
诸事平静之后,仁宗开始集中精力,抓他心目中最大的一件事了。
什么大事?音乐改革。本来,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礼为第一,乐为第二。音乐能和民心而化天下,与世道人心关系尤为密切。音乐不行,要想天下大治,根本是缘木求鱼。不抓音乐改革,岂不是大大的失策?
这也是有传统的。
五代十国礼崩乐坏,是太祖制礼定乐,使礼乐初具规模。太宗改七弦琴为九弦琴、四弦阮为五弦阮,也都说出了道道:琴由七弦增为九弦,是因为九弦分别代表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奏克谐而不乱,一切就会井然有序,国家自然就能走向大治。阮由四弦改为五弦,则是因为五弦各自代表水、火、金、木、土,五弦和畅,则预示五材并用而不悖;五材并用不悖,凡事也就顺畅无阻了。真宗虽忙于分封,也没敢懈怠音乐,至少还整顿了太乐、鼓吹两署,淘汰了五十多个滥竽充数的乐工。仁宗再心无大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传统而一无所为呵!何况,他根本就不满太祖粗定的规模,而极想有所更张呢!
他还真找到了一个知音,就是集贤校理李照。李照告诉仁宗:“太祖定乐,用的是王朴的主意。王朴继五代礼崩乐坏之后,根本就不懂古乐;他又胆大妄为,自作主张。他定的音乐,比古代音乐高五律,比教坊音乐也高出二律,根本就不能用。关键是他用的律尺不准。皇上要想音乐归正,请允许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标准,然后再根据新标准重新铸造乐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纠正错误,完全恢复古代的音乐面貌。”
仁宗觉得李照说得在理,再找几个都说是行家的人一问,又没说不对,他就拍板了:要李照组建班子,尽快彻底改造音乐。
李照也确实能干,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标准。申报批复之后,就直接交给内侍监督铸铜钟去了。
可铸钟的工人,却在里面捣了鬼。
李照不是要降低音高吗?铸的样钟一出来,声音太低,没法儿跟唱。太常寺的歌手,愁得睡不着觉:跟不上钟磬,唱不出声音,不但砸饭碗,弄不好还要丢掉小命,他们能不担心吗!
他们悄悄找到铸工,送上凑来的份子钱,好歹央求他们:“千万请各位爷们想点办法,将声音略略提高点儿。要不,根本就没法儿唱出声音。大典时唱不出声音,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们这帮人的性命,全捏在爷们儿手里,好歹请你们务必开恩关照!”
救人本是善事,何况还有白花花的银子!铸工们悄悄做了手脚,铜钟也就清亮多了。朝廷做梦也想不到,那么神圣的乐钟,会叫铸工们做了手脚!就是李照,也全无疑心,到死都认为新钟是完全照他定下的尺度铸造的。
跟着,又照新标准重造了石磬,改造了其他乐器。
一切就绪,仁宗亲自来到崇政殿,与王公大臣乃至馆阁台谏官员等,一起欣赏新乐器奏的雅乐。此乐较之王朴,下了三律。大家自然全都欣赏得头头是道。仁宗还特意写了一本《景祐乐髓新经》,分为六章,详细记录了这一次的旷世改革。李照等一干有功之臣,也都升了官。
不久,问题可就出来了。
原来,音乐改制,远比想像的要复杂多了。
中国音乐原由五声构成,即所谓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又本之于黄钟。先由黄钟定出宫声,所谓九寸为宫;以此为前提,适量增加减少,即为商、角、徵、羽四声。因此,黄钟的铸造,乃是音乐建制的第一等大事。它一错,一切就都面目皆非了。定黄钟,又是拿秬黍作标准。秬黍是一种黑黍。《汉书?律历志》说,古人以一粒中等黑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又以能容一千二百粒这种黑黍为一龠,合龠则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此外,还以它来定重量:一龠,即一千二百粒黑黍为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虽然可以从长短、容量、重量等三个方面来把握黄钟,似乎无懈可击,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无法统一。
问题出在黑黍身上。地方不同,种类不同,营养不同,黑黍的个头、重量等等,会有很大差别。即使有个“中等”的限制,也无法根本忽略它们的区别。而铸钟又恰好特别娇气,长短、大小有一点不同,那声音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前人已经为这个打得焦头烂额。就说长短,《汉书》虽有用“广”之说,并没有明说这“广”究竟是指一颗黑黍的长,还是宽?后人既有用长的,也有用宽的,还有用宽再加上一点缝隙的。那结果,虽同是十粒黑黍,一寸长短就差了去了。说到容量、重量,也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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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回(4)
较真的,也正是从这里攻击李照的新乐。
李照他们不是拿上党的秬黍为标准吗?攻击李照的,也去拿了很多上党秬黍。可一排,长短立马就有了区别。再纳到龠里一较,也不是一千二百粒;称称呢,同样不尽相同。原来,李照他们用的律尺本身根本就不标准!再拿它来铸造黄钟,改造音乐,不南辕北辙才怪!既然如此,结论当然只有一个:立即废除李照的新乐,重新恢复太祖钦定的旧乐。据他们测定的结果,王朴的黄钟才最符合古制。
朝廷上下,立马又分成了拥王派与拥李派,两派各不相让,交章论斗,又是一派火热。
两派既都有理,仁宗也为了难。他想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