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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出局，可以说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外界的压力所造成的。
在上述三人中，只有凯利和沙利文可能被选中。亨利·彼得森被列入名单只不过是为了向国人展示一下，即其他有才干的人士也得到了考虑。在迈阿密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期间，凯利曾经担任安全顾问，并被誉为执法专家。而沙利文则是白宫真正心仪的人选，他已经以他的行动表明，他甘当白宫顺从的工具，而他对来自新左派的威胁的看法也与尼克松相吻合。
拉克尔肖斯向我保证，尼克松正在考虑挑选提名一位联邦调查局职业探员来担当局长一职。为了让我相信这一点，他从四名副局长候选人中挑选了两个人报送白宫，请白宫派人与他们约谈。亚历山大·黑格和其他白宫助理与他们进行了约谈。但是这些约谈都是敷衍了事，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联邦调查局内部推荐的人选亦在白宫的考虑之列。然而这些举动除了作秀，没有任何其他效果。
最终克拉伦斯·凯利得到了白宫的提名，我们觉得，如果不得不从外部引入一位新局长的话，他不失为是一个不错的人选。联邦调查局的职员可以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凯利深受探员们的尊重，而且他曾在联邦调查局任职多年，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新手。但是直至最后一刻，沙利文在排位上一直在凯利之前。当拉克尔肖斯告诉我凯利将获得提名时，他还对我说：“但是沙利文只差一点点就获得了提名。”说完他抬起手，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两指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六分之一英寸那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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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说谎”（1）
1973年6月22日，我从工作了半辈子的联邦调查局正式退休。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些机构一再邀请我去演讲，并告诉我，如果我能够发表攻击联邦调查局的演讲，他们可以将我的演讲费用提高三倍之多，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相反，我在许多大学安排了一系列演讲，并试图回击那些不断升高的对联邦调查局的批评和指责。
但是我无法成为真正的一介平民。在1973年的下半年里，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充斥了报端和电视媒体，并且不断蔓延。1974年2月，我被召到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杰伊·霍罗威茨的办公室。当时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马丁的年轻助理也在场。当我反复要求他们对此做出解释的时候，霍罗威茨说道：“你认识到你也许触犯了法律。”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同时我也告诉了他我的想法，但是他却不愿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发生在霍罗威茨办公室里以及随后在水门大陪审团面前所进行的质询，只不过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焦点集中在1973年帕特·格雷在参议院批准任命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一份声明，即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没有关于基辛格对白宫助理和新闻记者实施窃听一事的纪录。这的确是真的，因为据我所知，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将所有的纪录都扣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而没有归入联邦调查局的官方档案之中——随后沙利文又将这些纪录交给了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
但是霍罗威茨却想证明格雷犯有伪证罪。他交给我一份字迹非常模糊的文件复印本，似乎是一份备忘录的影印件，日期标明是1973年2月26日，也就是在格雷出席参议院批准任命听证会的前两天。影印件上没有抬头，表明这并非官方的联邦调查局备忘录。该文件简略地描述了基辛格所实施的每一项窃听活动，包括对一位海军文书官以及对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海军代表的助理实施的窃听，后者曾涉嫌向专栏记者杰克·安德森泄露敏感信息。
当我告诉霍罗威茨我想不起来曾经看过这份备忘录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愤怒。他语气严厉地对我说，这份备忘录是由联邦调查局的国内情报处提供的，而负责该处的助理局长爱德华·米勒已经证明，他曾经于2月26日将这份备忘录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相信米勒所说的话，并且如实地告诉了霍罗威茨。但是我每天要阅读上百份的文件，其中很多都与窃听活动有关，我不可能记得我看过的所有东西。
盛怒之下的霍罗威茨不会相信我所做的解释。没有我的证词，就很难以伪证罪起诉格雷。他希望我能够证明我曾亲手将这份备忘录交给格雷。但是这实在是荒谬可笑，因为如果我连这份文件都记不起来了，又怎么能够作证说我曾经将该文件交给过格雷呢？
霍罗威茨大怒，并冲我喊道：“你在说谎！”
“你是在迫使我做伪证，以便你们能够以同样的罪名起诉格雷，”我回答道。
当我面对大陪审团时，这一幕又重复上演，而每一次霍罗威茨重复他对我的指控时，他的语气都会变得越来越严厉，并充满敌意，而陪审员们也受到了他的态度的感染。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质询表明他们所相信的是霍罗威茨的陈述，而并非我的解释。
经过两天的交锋，霍罗威茨把我叫到邻近的一间房间里，对我说道：“你在撒谎，想掩饰格雷的罪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对联邦调查局造成了严重伤害，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我没有理由掩饰格雷的罪行，”我答道，“也不想让我自己夹在中间。你看，我可以按照你所希望的那样去作证，使我自己免遭麻烦，但是我的确记不得了，因此我也不会这么做。”
霍罗威茨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一样，语气冰冷地继续说道：“你的确做过某事却作证说自己忘记了，这就是做伪证。你这样做使我别无选择，只能起诉你犯有伪证罪。”
我并不怕他的恐吓，说：“我愿意接受测谎仪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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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说谎”（2）
霍罗威茨语带嘲讽地说：“由你们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来进行测谎，能有什么用处？”
“联邦调查局早已经不再使用测谎仪了，你可以让你们自己人来操作。”
他站起来说道：“我不相信测谎仪的作用，无论是由谁来进行测谎。”尽管我一再坚持要求进行测谎，他却毫不理睬。
回到陪审室之后，他再次询问我那些关键的问题，而我的回答则又令他感到十分不满。最后他跳起身来告诉我，我将遭到起诉。他把我送到门口，临别之际告诉我：“以后我会再找你的。”
四个月后，特别检察官再次找起了我的麻烦。6月初，我接到了从联邦调查局打来的一个电话。局里希望与我约谈，以便调查联邦调查局的有关信息被泄露给《纽约时报》的问题。1974年6月13日，主管探员安杰拉·兰诺和乔治·米德勒来到我家找我。我此前并不认识兰诺，但是我知道他正在华盛顿地区分局负责配合对水门事件的调查。
一见面，兰诺就告诉我约谈地点不是在我家里，而是选在了我家旁边的一所假日酒店。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谈话将被秘密监听。我本想拒绝，但是最终我同意了这一安排，因为将我们的对话真实地记录下来也许对我有利。作为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我本来以为出于礼貌考虑，他们会在局长凯利的办公室与我约谈，但是也许特别检察官认为如果将我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更容易屈服。
我还没有在酒店房间里坐下，兰诺便向我宣读了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他把一张表格放在我面前，让我签名，以示一切都符合法律程序。我连看也没看，就在上面签下了我的名字，这令他感到很不满。我强压怒火告诉他，对于这套程序，我经历的次数之多超乎他想象。这令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开始就不是很愉快。
我问兰诺，这次调查是联邦调查局内部事务，还是特别检察官交待的任务。“完全是监察处的内部事务，”他说道。但是当我听到他所问的那些具体问题时，我坚信他是奉特别检察官之命而来，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我向大陪审团撒了谎。
由于在1972年总统大选过程中涉嫌舞弊而被联邦调查局约谈的唐纳德·塞格雷蒂告诉探员说，《纽约时报》驻华府记者约翰·克鲁森曾经与他联系，并向他出示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文件，塞格雷蒂对部分文件的内容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就是2月26日备忘录的复印件，而这也正是霍罗威茨千方百计让我加以回忆的那份文件。我向兰诺和米德勒重复了我曾对霍罗威茨和大陪审团说过的话：在我第一次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接受约谈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