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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可靠的保卫干部
1940年底到1941年初，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形势日益恶化。日伪军的不断“扫荡”使根据地遭受损失，国民党的反共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也开始向我军进攻，新四军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在这种情形下，部队内部出现了两起严重事件。一起是发生于1940年12月12日的“永肖事变”，改编为新四军之前的四纵六旅十七、十八团团长率部叛变投敌；另一起是改编为新四军后的二十九团团长王德荣悲观动摇，与被俘伪军中队长密谋叛逃投敌，当上了伪泗县别动队大队长，成为可耻的叛徒。后者就发生在康应中所在的二十九团，曾是康应中的直接上级。
这两起叛逃事件引起了新四军总部首长的高度重视，加强部队内部保卫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选拔一些政治上绝对可靠，又具有敏锐机智头脑，政策性很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保卫工作，就成为各个部队领导机关认真考虑的大事。
康应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的1941年，被任命为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而且还是出现叛逃事件的二十九团保卫干事。党和部队对康应中的绝对信任不言而喻，对他的工作能力十分赏识。1942年11月，二十九团改编为淮海区二支队，康应中又任二支队六团特派员和党总支书记；1945年3月，新四军三师奉命抽调骨干组建独立旅时，康应中被编入独立旅一团，仍任该团政治处保卫股长。这是党对康应中再一次高度的信任！这种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康应中许多显著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常常得不到什么奖励和荣誉，也很难见之于革命的刂史册。就是我们在专门书写他的历史的今天，似乎也不好把其中的经历详尽地公之于众。在这方面，康应中有一些类似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密部门那种永远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
康应中担任保卫干部时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稳定部队军心，反奸锄奸，防止逃兵和帮助意志薄弱者坚定抗日信念。对于出现的问题， 轻者谈话帮助或者关禁闭，严重者将军法处置。因此，部队上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讲话。特派员讲话就是要对个别变节分子进行严厉惩处，特派员身份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及早发现各种不良苗头和收集反奸情报，康应中在工作中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为“眼线”，规定了联络暗号，如见面之后摸耳朵等。原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就曾是康应中当时的下线，当赵先顺对着康应中，或者康应中对着赵先顺摸耳朵时，就表示有情况要反映，或者是有任务要向他安排。赵先顺司令一辈子都记着这个“工作暗号”，2002年病重住在解放军三○一医院，逝世前一个月康智代表父亲去看望这位老战友。当康智问赵先顺司令还记得当年的联络暗号吗？赵先顺司令已经连话都讲不清楚了，但却还躺在病床上笑了笑，用手摸摸耳朵。
在康应中担任保卫干部期间的1943年6月到1945年期间，淮海区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开展整风运动，也开展了创造模范兵团运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纯洁队伍，审查干部。康应中是所在二支队六团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直接负责对整风中揭发检举出来的问题组织调查、研究，最终做出结论，还要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逐人给以政治上的鉴定和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抗战，部队不断扩大，各阶层的人都有，人员状况十分复杂。特别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还有一些过去有过恶迹的人，此时也都进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同的人抗日的坚定性不同，在艰险危急之时也就表现不同。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就有可能被敌人收买利用，还有敌人打进来的特务间谍。整风中自查和他查出一些人的问题，需要具体予以落实，处理起来政策性极强。既不能打击那些真正站到人民群众立场上，一心抗日同志的积极性，或者把他们推向对立面，又不能养奸为患，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其时中央情报部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一手主持的“抢救”运动，波及到苏北解放区。康应中身为特派员，既可以对真正的间谍特务处以极刑，又有保护革命同志不受伤害的责任。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严格掌握政策，注重调查研究，不捕风捉影乱抓人捕人，以对革命和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慎重对待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问题。
康应中把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与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严格区分开来，解脱了一些平时不注意影响说消极话，被抓住辫子无限上纲到政治问题的同志，使他们深受感动。有一位从敌占区过来的人，到了部队上看见出身贫苦能受到重用，就谎报自己家里很穷，父亲是给人家扛长工的。后来这个人生活散漫，一副公子哥儿派头，就有人怀疑他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直到被同村的人认出来是一家大地主在城里读书的儿子，便被抓了起来，还准备枪决。康应中在审讯时注意观察这个人的神态，又分析了他的行为特点，认为至少不是奸细。因为确属奸细会伪装得很进步，不可能像他那样缺点毛病很突出。康应中派人进行了调查，从这个人原来所在学校搞到证明，此人没有汉奸背景。这个人也说他是一心想参加抗日，就是原来的坏毛病一时改不了。于是组织上最终对此人做出了正确结论，这个人后来表现不错，在一次战斗中勇敢地向前冲击而光荣牺牲。
康应中政治原则性强，政策水平高，思想敏锐，作风严谨，办事公道是部队和地方上上下下公认的。这种鲜明的个人特点，一直延续到他战斗和工作的四十多年经历之中。
护送刘少奇去延安
1942年3月中旬，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带领一百余名华中干部赴延安。此前的2月12日，刘少奇把准备动身的计划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后，毛泽东第二天即致电陈毅和刘少奇：“少奇返延安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护。”康应中所在二十九团二营作为“得力武装”担当了重任，时任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的康应中，随二营营长喻和坦一起执行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3月14日，二十九团二营从苏北阜宁单家港接受了任务，护送刘少奇一行于3月18日到达淮海军分区所在地沭阳县小胡庄。刘少奇在淮北区党委所在地周村会见了新四军四师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
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淮海区委书记兼淮海军分区政委金明等同志，并对如何坚持淮海地区斗争作了具体指示。
在这当儿，淮海军分区领导专门找二十九团二营营长喻和坦和团保卫干事康应中谈了话，指出这次护送刘少奇同志任务的特殊重要意义，并对沿途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做了具体的分析和指示。最后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要从对党中央和新四军总部负责的高度，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分区向党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打了保票，你们也要拿脑袋向分区打保票，必须保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否则军法处置。喻和坦和康应中立即向淮海军分区领导保证说：“坚决圆满完成任务，保证不出现任何问题！”
3月19日，二十九团二营护送刘少奇一行继续上路，并开始进入敌占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一座座阴森森的碉堡，一道道严密封锁的沟墙，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艰险。刘少奇一行100余人，带着军用电台，还有马匹，目标不小且很明显。他们只能在夜幕的掩护下行进，夜行晓宿，尽量避过敌人重兵把守的村镇大路走偏僻小道，遇沟过沟，遇河淌水。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与敌人正面接触，杀出一条路来。
作为保卫干部的康应中负有特殊使命，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倘若这次护送任务完成不好，刘少奇同志有个三长两短，首先要被枪毙的人里一定有他。一路上他格外小心谨慎，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言而喻，军事干部主要是对付明显的敌人武装，而保卫干部除此而外还需要多一些心眼，对付那些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一路上，康应中始终不离刘少奇同志身边，刘少奇同志大概也知道康应中的身份，对他的认真负责精神很赞赏。宿营时，在布设好岗哨后，别的人就各自休息了。康应中总是先在刘少奇同志休息的地方周围细心观察一番，检查岗哨布设情况，看看有没有不安全的漏洞。等到一切都感到放心了，康应中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