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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一天，陈毅突然到访，元帅告诉马寅初，他是受陈云副总理的委托，专程前来探望的，他说：“即使再过一万年，你马寅初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此后，马寅初开始撰写《农书》。这是一部有关农业经济学的学术著作，他执著期盼这本书能达到《齐民要术》的层次。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1965年年底，一百多万字的《农书》终于完稿，但此书在当时根本没希望出版。
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面对抄家风潮，马寅初的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避免灾难，马寅初的子孙们把《农书》手稿，连同装稿子的藤箱一起扔进了家中的锅炉房，面对熊熊的火焰，马寅初两行热泪砸在灰土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几道又黑又深的坑。
“有眼不识泰山”，这并不是泰山的错。
2001年3月28日，国务院统计局根据国务院授权发布公告：“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人，其中大陆总人口为126583万人。”
每个人头顶着一张嘴，13亿人口要吃饭、要穿衣，可中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人口数字令人震惊。
然而，细心的人还会发现，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还是中央把人口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后，经过近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此时，离马寅初逝世已经过了整整十八个年头。
1971年马寅初患直肠癌，在他和家人的坚持下，经周恩来批示，1972年马寅初接受了手术治疗。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
四
1979年9月15日的东总布胡同32号很热闹，里头挤着北大领导及学校师生代表，他们告诉马寅初，中央做出了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及任命为北大名誉校长的决定。年轻学子捧上的鲜花向他呼出生命新鲜的香气，马寅初的眼泪往下掉，他的眼泪不只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悲愤，也有对一个全新时代的感动。可此时这匹毛色灰白、瘦骨伶仃的“老驴”，虽有千里之志，却再没有日行千里的体力。
马寅初于1980年3月离开了东总布胡同32号，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一走，就没能再回来。
1982年5月10日5时，欢度了百年寿辰的马寅初，在北京医院驾鹤西去，这一年，离他1882年，在浙江嵊州浦口镇出生整整过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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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4）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庄严降生。
根据有关调查统计，自1982年至2001年这20年间，全国少生人口近三亿，中国正式步入低出生率国家行列。
来自2002年这一组组的数字被扎成一只花圈，安放在马寅初逝世20周年的祭台上。
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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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1）
一
巨大的钢筋洋灰建筑像十五的潮水一般往上涨，紧紧地挤压到北京二环以里的人们的胸口上，呛得人喘不动气。在人们耳边作响的，并不是节日时柔和、富有生气的热闹生息，而是冰凉的、不祥的、类似于某种野兽胃部消化时发出的声响。等人们回过神来才发现，那些长相较好却野心勃勃的建筑物，早将这个东方古都的韵味红烧、将老北京人的从容和悠闲清炖了，眼下吃得只剩不堪入目的残羹冷炙。住在这儿的芸芸众生，已无法再看到那个当年曾把马可波罗吓蒙了的、中世纪气魄的都城，再也难尝到这座城市用祖制秘方所烹制的清淡生活，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喂养下，咽进去满满一嘴味精香料的幻觉。
二
过去了的，都沉在了历史的护城河里。
钩沉历史，人们捞出对一个人五十多年前的印象，这个人，曾经将一个偌大的北京古城扛在肩上，且一扛就是二十多年。他像一根绳索，勒进了北京古城的皮肉里；他像一瓢水，一滴不漏地灌进古城的肌肤架构之中。于是，每拆掉一个老牌坊都是挖掉他身上的一块肉；每扒掉一段旧城墙就等于剥掉了他粘着肉长的一层皮。
他穿着比堂吉诃德身上那件还脆弱的文人的铠甲，举着比堂吉诃德手上那根还无用的学者的长矛，却用比堂吉诃德还倔强、还天真的癫狂，不厌其烦且不计结果地一次次扑向毁城大军、同他们展开力量悬殊的拼杀。
梁启超给这位孤军奋战虽败犹荣的壮士起名叫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的梁思成，12岁时随父亲梁启超回到祖国。
1914年淡出政治的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任教，这位同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一起被誉为“清华四大教授”的昔日政治弄潮儿，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和对长子梁思成的雕塑上。梁思成在清华园随父读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前清一代学术》、《论语》、《荀子》等国学著作。
清华八年教育和梁启超的耳提面命，使这位生在东洋，学在西洋的“假洋鬼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土生土长的同代知识分子，有着更超然的理解和近似疯狂的偏爱。是清华园将一个年轻的梁思成交付给年轻力壮的社会，又把一个已经成熟的梁思成接了回来。
距离产生美，远离北京老城、生活在京郊清华园的梁思成，从这时开始储藏对都城的情感。
来到清华大学北院的住宅区，梁启超曾住过的西北角的一栋西式小洋楼，像一片已经僵化的蜷曲的蕨叶，任尔如何虔诚，也难以说服其再打开心的叶片，只有从1919年梁思成设计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才能勉强摸到梁思成在这一时期留下的一点含蓄的温情。
三
清华园新林院8号宅院，是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所居住的房子。
清华园新林院如同北京大学朗润园、燕南园一样，当年都居住着国学泰斗或学术大师，像梁思成这样独门独户的庭院，新林院还有二三十座。
清华园新林院8号，这座亲眼看着梁思成在1946年至1972年间悲喜起伏的宅院，是一栋民国时期的西式小洋楼，坐北朝南，红砖灰瓦，两扇厚厚的铁门像两只聋了的耳朵，外界沸腾叫嚣的动静只能到此打住，垂头丧气地无功而返。经过半个多世纪，8号院这个当年的独门小院，已被左右分隔成两个院落，但这座书香门第的特有的气质像上等的茶叶，已经把这座紫砂茶壶般的宅院泡透了，哪怕迈进门的来访者是白开水，也能立即在这氤氲中染上浓香。
新中国成立前夕，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奚若的带引下来到新林院8号，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求梁思成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画出禁止炮击的区域。他们告诉梁思成，万一和谈失败，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思成被感动得夜不能寐，他觉得共产党实在不简单，过去都是自己找上门去求神拜菩萨，恳求保护古建筑，可眼前，解放军竟然主动找自己商量，北平有救了，中国有希望了。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2）
果不出所料，市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内，清除了33万余吨从明朝开始积攒至今的垃圾；清除了61万吨旧城积存下来的粪便；修复、疏通下水道16万多立方米；修整街道、胡同路面252万平方米。梁思成这枚燥热的种子，一个猛子扎进了共和国的土地里。
共和国的国徽上印满了梁思成深深浅浅的指纹，梁思成的辛劳和才华和着水泥，浇铸进人民英雄纪念碑。
梁思成为自己当初没有留在美国或是去到台湾而备感欣慰。
士为知己者死，作为一个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当仁不让的成为北京旧城的保护神。正是因为他护城的角色，梁思成在“文革”中一次次被游街批斗，连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无暇顾及。这位曾与陈寅恪、翁文灏一起被誉为“三国宝”的建筑学大师，竟然在人生的晚年，与“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无聊问题纠缠不清。
梁思成盼望和他的同道、学生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在清华园新林院，他守株待兔似的等呀盼呀，但没有一个人影出现。梁思成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就这么孤独的等待着。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大学的先生们，几乎全部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了。
对于梁思成，他没有在林徽因的墓前崩溃，“大屋顶”的批判没有把他摧垮，而现在他连自己的影子都背负不住了。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睁着两只迷茫